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从新闻研究元问题、新冠疫情报道的媒介建构、新闻从业者研究、数字新闻生产的平台逻辑、新闻接受者研究、嬗变的新闻真实性、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新闻职业伦理的多维视角、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以及中国新闻史研究等十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版图。

2022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数字新闻学的实践语境下继续向前推进。相关研究在构建中国新闻理论创新的本土化及其宏观愿景的同时，立足于中国新闻业的时空变迁，强调职业新闻观念逐渐式微与新闻学新范式、新观念的涌现及不确定性。

首先，在纷繁复杂的新闻实践中厘清中国当代新闻学的性质是关系到中国新闻理论发展方向与创新可能的元问题，也是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无论在历时性上还是在共时性上，都属于中国新闻学、世界新闻学的构成部分，并不是新闻学的全部（杨保军，2022a）。此外，就中国新闻理论所持有的历史观而言，需要突破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根基的线性历史观，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跨文化视野中确立以中国历史发展实践为坐标的理论主体性（赵月枝，陈欧帆，2022）。当然，中国新闻学所处的历史时空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在观念更迭上，数字新闻业生态的不断生成促使新闻理论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范式转型，由此，新闻实践不再是职业工作者和专业新闻媒体垄断的特权，“新新闻观念”强调新闻是包括职业工作者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商、对话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协商机制与社会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杨保军，张博，2022）。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新闻学的交往范式，将作为交往中介/交往方式的新闻放在新闻学研究的核心位置，认为以交往为核心的新闻学理论建构是新闻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方向（李泓江，2022）。

其次，作为现代新闻业运作、新闻传播主体关系的基础问题，新闻的时间观念是理解新闻之于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面向。在当前的加速社会语境下，数字新闻业对时间效率和速度的极致追求，新闻时间的序列感消失，新闻成为一种无序化的事件碎片，新闻时间的象征性意义被消解（涂凌波，赵奥博，2022）。也就是说，从“新闻业时代”到“后新闻业时代”的变迁过程中，不同新闻活动主体（尤其是非职业新闻传播者、新闻收受者）开始跳脱由职业新闻从业者建构的新闻时间框架，新闻时间系统呈现出零散、杂乱、无序的状态。当前，如何重建不同新闻时间要素之间秩序良好的弹性化新闻时间，成为数字新闻时间观念体系的核心问题（杨保军，孙新，2022a）。此外，与新闻时间的不确定性相比，表征社会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身却是新闻媒体保持新闻可信性进而获得公信力的重要方式。不确定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媒体面对不确定性新闻时在事实、公众、专家、决策者，以及媒体的价值立场等关系框架和因素中，如何客观专业地处置、解释传播不确定性及生产知识，促进公众在理解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更好地认知世界（陈刚，解晴晴，2022）。

三年来，由新冠疫情所激发的社会实践情境深入地影响并形塑着中国新闻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介建构方式，诸如报道隐喻、新闻策展以及新闻回避等研究议题被着重凸显。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于新闻生态系统外部的新冠疫情及其所蕴含的“危机”“不确定性”“转向”等实践症候俨然成为管窥当下中国新闻业内部变迁及其与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关键事件”（李拓，白红义，2022a）。

在具体的疫情报道方面，研究发现，战争隐喻、家庭隐喻与身体隐喻散见于疫情防控期间的媒体报道中。首先，战争隐喻被高频使用，主流媒体建构了结构性的战争隐喻系统，并构成不同的战争类型，防控疫情的相关人员被隐喻为“战斗者”，防控措施对应不同的战争行为，公共区域与私人领域也都被纳入为“作战区域”，防疫“战争”被高度日常化（宋素红，陈艳明，2022）。应该说，疫情报道中的战争隐喻不仅达成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陈阳，周思宇，2022），还有力地型塑了统一的防疫认知。从历史维度来看，隐喻具有系统性和文化连贯性（莱考夫，约翰逊，1980/2015），防疫举措与战争经验的互构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化”与广泛的社会动员是疾病防控与卫生运动的一贯举措。因此战争隐喻的广泛运用也是历史中沉淀的集体记忆（宋素红，陈艳明，2022）。其次，疫情报道中的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也较为常见，依托古代中国衍生而来的家国同构和国家身体思维模式，疫情报道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凸显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地位，确证了群体身份与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党报与市场化媒体在使用隐喻方面虽有共同之处，但亦对同一隐喻类型采取了差异化的隐喻建构策略，二者有选择地使用隐喻强调疫情的不同面向（陈阳，周思宇，2022）。

此外，作为关键事件的新冠疫情还促成了新的新闻类型。一方面，新闻用户使用社交媒介的信息期望与社会期望均会促进其对社交媒介新闻内容的精细处理，进而将浏览的新冠相关的新闻信息整合、重新评价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基于社交媒介的策展新闻。在关于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扩散过程中，社交媒介策展新冠疫苗新闻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解庆锋，2022）。另一方面，与疫情相伴随的还有“信息疫情”、信息过载、虚假信息等问题的盛行，使得新闻回避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在新冠疫情中被凸显出来，不少新闻用户在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以期重建自身认知的优先级。但这对于新冠疫情中的新闻业来说无疑是一种危机的表征，它可能意味着新闻媒体在连接社会、凝聚共识、塑造公共文化等方面的能力被削弱（常江，李思雪，2022）。为了重获公众信任，建设性新闻被寄予厚望。研究发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可以给新闻用户带来更多的积极情感、更少的消极情感，而且使得用户对事件的态度更加积极，且不会降低他们对新闻价值的评估（徐敬宏，张如坤，朱奕，2022）。

当前，数字技术在全方位嵌入和改造新闻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在深入地浸润着机构化媒体的新闻从业者。过去一年，研究者们在新闻从业者研究方面用力甚勤，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数字技术迷思在学术场域中的祛魅过程。其中，研究者们侧重于反思新传播技术语境下的弹性工作制、流量驱动机制、劳动过程以及职业合法性等议题。

伴随着机构权威和新闻行业“奖赏性权力”的弱化，在弹性工作制下，新闻从业者的“面对面互动”大幅减少，编辑室控制更多是在微信群、办公软件群等网络环境中实施。工作群作为虚拟编辑部，不仅是工作场所的线上延伸，还叠加了人际互动中的其他功能，增加了传统人际互动的可见性，新闻从业者就此发展出一套适应网络互动特点的博弈与协商机制（王敏，2022）。同时，新闻劳动的媒介化及其在线化还体现在其对于新闻从业者通勤空间的征用，他们即使在路上也要随时进行工作并时刻保持连接，形成一种“流动办公”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记者们面对的是去实体化的新闻编辑部，但是无形的制度惯例仍然经由技术中介物被挪移和保留下来（王昀，张逸凡，2022）。而且，这种看似弹性的工作方式体现着常态规范的劳动控制，“弹性”本身亦成为一种模糊可变的实践概念，可以不断调整，新闻从业者因此很难确定本职工作的基本边界，进而投入大量额外的精力和时间（余沐芩，宋素红，2022）。

当前，驱动数字新闻生产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持续不断地卷入用户数据和可用资本，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对于内容流向与流量的动态调节往往会以数据指标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指标进而成为内容价值评判体系的重要参数（彭兰，2022）。研究发现，典型的市场化媒体都对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进行了有限接纳，“标题党”“煽情表达”和“人情味”等文本特征对“阅读量”“点赞量”的提升作用显著（韩德勋，黄杰，2022）。不难理解，新闻生产对于流量数据的追逐和推崇，使得新闻从业者不得不将流量指标内化为对“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认知，这不仅消解了新闻从业者对流量融入劳动过程的反思，还让他们不得不接纳流量指标主导下的业绩考核。而从业者“逆流量化生存”的有限行动策略，在本质上并未赋予其对抗数字化时代流量指标的能力（余沐芩，宋素红，2022）。此外，从性别维度来看，女性记者的劳动处境更加值得重视。研究发现，对于很多女性记者来说，选择记者工作的原因主要包括时间灵活、能兼顾家庭生活等，但是这种加速、永久在线的工作节奏使得她们在承担生育职责的同时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繁忙的家庭事务也令她们难以脱身去学习新的职业技能，进而阻碍女性记者适应并发挥自身在媒介转型环境中的个体能动性（何映霏，2022）。

数字技术语境下，新闻职业合法性所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已是不争的学术共识。但在实践场域，新闻从业者并未放弃对自身作为新闻生态中合法报道者角色的强化与重建。一方面，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言说。研究发现，每年的记者节被视为职业合法性集中建构的重要契机，新闻媒体以社论或评论形式致力于刻画记者在现场、追问真相以及进行有温度的报道，体现记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角色，甚至用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来塑造记者形象。同时，相关话语建构对职业新闻记者工作环境的描述也充满了危机论调（孟晖，陈曦，2022）。面对不确定的当下，记者群体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记者圈”，经由职业惯性的驱使，新闻记者在圈内的私下对话与职业生产、公共生活之间形成“出圈”和“返圈”的互动生态（彭华新，宋思茹，2022）。

另一方面，新闻业外围的其他行动者也会影响新闻职业合法性的稳定程度。新技术的冲击与行业生态的剧烈改变，在给新闻业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给予新闻从业者更多空间发挥创意。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在平衡媒体资源与个人能力的前提下不断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为新闻加入创意元素，挖掘各种创新模式来表达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征用在新闻从业者看来并不一定与自身所追求的平衡、求真、准确等信念相冲突（陈颕琳，裴浩辉，2022）。此外，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实践也在不断开拓职业合法性的话语边界。以中国新闻奖自2018年开始设立媒体融合奖为例，研究发现，四年来获得此奖项的近200篇新闻作品注重新闻情感话语的建构，新闻从业者利用技术可供性赋能新闻的“情感唤醒”，进而激发符号共振（詹恂，祝丹文，2022）。这种聚焦共同情感的叙事也符合全球新闻在后真相时代的情感转向。就职业合法性的空间边界而言，不同媒体机构从业者间的连接与交换、对话与交流机制是中国新闻从业者融入世界新闻社群的重要路径。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驻外记者探索着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单波，李龙腾，2022）。

近年来，主导新闻生产剧烈变革的关键变量即是互联网平台。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迅速成为新闻生产研究的新客体。平台借助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生产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白红义，2022）。当前，由平台逻辑驱动的各种智能场景将新闻生产由封闭的文本生产与传播系统（姜华，张涛甫，2022），迅速扩大并构建为一种包含人类、智能技术以及平台等多元行动者在内的关系场域。

首先，就新闻生产的全过程而言，平台逻辑塑造了多类型和多模式的实践关系，譬如媒体机构之间的协作网络、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新闻用户之间的影响关系等，多模式的关系双方既可以是同质的（如媒体-媒体、记者-记者），也可以是异质的（如媒体-记者、记者-用户，或者技术/功能-人）（黄文森，2022）。在关系场域的框架下，新闻生产中的人类行动者与智能技术受到新闻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智能机器既作为工具、渠道，也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数字新闻系统中，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生产的基础结构、生产思维与模式以及价值评价体系，与此同时，由智能技术连通性所构建的机器网络与内容网络均会在某些情形下出现“断连”现象，因此平台逻辑下的智能技术虽然铺垫了新闻生产的基础架构，但人-机互动中的“断连”增加了数字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彭兰，2022）。

其次，平台逻辑下的算法技术被认为是当下影响数字新闻生产的关键技术。算法技术贯穿在新闻文本的生产、审核、分发、反馈等各个环节。面对算法技术在职业场景中所构建的人-机关系，一方面，新闻从业者选择以“新闻专业性”在算法技术中的缺失作为话语策略来维护自身的职业权威，并且这种凸显人类群体相对于智能技术之能动性的行动策略正在被不断强调与放大；另一方面，从业者也常常调用“创新性技术”话语以动态调适算法技术在智能新闻生产中对人-机关系主导力（王琪，朱巧燕，2022）。这种调适所体现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协同过程蕴含着深入互动与彼此驯化，算法的“人格化”与人的“算法化”相互交织。二者深刻改变新闻审核机制，形成人机合作的新闻把关，有关重要性、接近性、时效性等新闻价值也在人与算法的协同中进一步彰显（吴璟薇，杨鹏成，丁宇涵，2022）。此外，从整体的智能技术场景着眼，由人主体作为直接行动者而形成的“人主体新闻”与由智能体作为直接行动者形成的“智能体新闻”也构建了包括辅助、协作与共融在内的多种关系形态。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表现为人主体新闻的“主体性”与智能体新闻“拟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是以智能体为中介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新闻关系（杨保军，孙新，2022b）。

2022年，基于媒介与受众经典框架的新闻消费研究不再停留于用户对新闻的接受与态度，而是进一步延伸至行为参与层面。相关研究不仅探索了中介因素如新闻推送方式、用户感知、情感结构等对新闻接受与参与产生的影响，而且关注了VR新闻和算法新闻等特殊形式的新闻实践以及多元主题新闻的接受路径与参与机制。

首先，近年来新闻偶遇成为一种主流的新闻接触方式。研究发现用户的新闻参与行为频次由浅层新闻参与阶段（新闻曝光）到深层新闻参与阶段（新闻阅读、新闻互动）逐层递减。其中，用户主动性较低的新闻曝光行为其后续深层的新闻参与行为也较少。算法新闻推荐尽管经过了筛选，但后续深度参与新闻的频次并未得到显著提升（邓依林，张子恒，张伦，吴晔，2022）。作为另类的新闻推荐形式，人工新闻推送是由编辑策划选择新闻内容进行推送的“反推荐算法”实践，它能有效提升受众新闻消费多样性。但主动性越高的受众，其新闻消费多样性随时间下降的趋势越明显。相较而言，主动性较低的受众“偶遇”多元信息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张伦，邓依林，吴晔，2022）。可见，相较于“主动寻找新闻”，“偶然接触新闻”成为更加主流的新闻获取方式。但“偶遇”所能获取的知识效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幽默语境、弱关系社交网络、高信任度或高知识水平的信源、较高的主题冲突性均会增加偶然新闻的知识效应。但如果过度依赖“偶遇”，形成过高的“新闻找到我”感知，则会阻碍知识的获取（万旋傲，2022）。

其次，用户对新闻的技术感知与可信度感知持续影响特定类型的新闻接受与参与。研究发现，感知技术特征和感知技术适应程度影响了用户VR新闻的使用体验。技术感知会构筑关于VR新闻的“游戏性想象”，用户对VR新闻的使用体验更偏向技术性，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特征比内容更具吸引力（李唯嘉，周泉，2022）。此外，有研究则在人机传播的视域下，探讨用户对算法新闻可信度的感知。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用户对署名为算法的新闻可信度感知显著高于对署名为人类记者的可信度感知。这一差异是因为用户认为算法所含有的“偏见”比人类记者更低。尽管一种可信任的人机关系似乎值得期待，但人机信任高于人类信任的现象仍值得深思（蒋忠波，师雪梅，张宏博，2022）。

最后，情感力仍在当前数字新闻生产、传播与接受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数字新闻接受分为个体认知范式的“原子化认知”与群体接受范式的“反思性社群”两条基本路径。前者是指用户对新闻内容的选择、感知与理解都以个人的日常经验与情感结构为基础；后者是指新闻用户在社群内部进行情感交流与公共表达，对用户来说，更重要的是新闻内容为其确立个体认知与情感联系提供话语资源的能力（田浩，2022）。而“反思性社群”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主要表征是“情感公众”，主流媒体受众观也由群众观转为“情感群众”观。这里的情感不仅指喜怒哀乐等作为内在感受的情感，更是一种作为动员策略的情感，这一观念变迁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陈阳，周子杰，2022）。也有研究发现，在环境议题的新闻实践中，面对雾霾治理的正面情绪会提升新闻用户参与环保的意愿与动力。这意味着情感可以作为独立变量而非环境变量的某个维度来考察用户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动力机制（李宗亚，2022）。

新闻真实观念的嬗变作为新闻本体论研究的重要面向一直处在进行时。研究者在新闻真实的认识论与价值论之外，以更加历时性和本土化的视角阐释了新闻真实观在中国的意义演变。同时，研究者注重从应然的价值论述转为更为实然的经验研究，探索新闻真实实践的未来走向。

就观念演进而言，新闻真实性在中国的意义旅行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时代需求密不可分。清末民初，新闻真实性寄托了知识分子介入国是、共御外侮的现代化理想；延安时期，这一概念突出为“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性”特征；改革开放后，新闻真实性成为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正当性基础。而在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核心地位受到多重挑战，多元行动者纷纷利用付费订阅、事实核查、推动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等方式，展开与流量博弈乃至共存的可能（周海燕，张舜杰，2022）。至于新闻真实性的未来走向，研究认为，相对于传统新闻时代基于传受真实的“报道真实观”，后新闻业时代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有机真实观”，但这仍是一种侧重传播真实而对收受真实关注不足的观念。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把收受真实纳入新闻真实观念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全程真实观”（杨保军，2022b）。此外，有研究者从新闻真实的反面——“人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出发，展示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另类思考。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假新闻时，不论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否一致，具有分析式思维习惯的人均具备更强的辨析能力。这意味着解决假新闻传播的可行途径是教育发展公民的分析性和批判性思维（李艳红，刘佳诺，2022）。

就新闻真实的实践而言，研究者从新闻真实的“关系”视角与“事实核查”的规范性问题，提出了更具有经验色彩的实践路径。构筑新闻真实的“关系”实践被视为数字时代获得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以此连通新闻真实与公众的主观信任感，进而将新闻真实性从新闻的一种本质属性转化为一个操作性的概念（王辰瑶，2022a）。同时，公众参与事实核查不可忽视，有研究者提出“参与式事实核查”模式，这是一种面向公众、多重行动者躬身其间的事实核查行动取向。其规范性标准包括事实核查过程的专业常规、原则的透明度、职业驱动等，由此所确立的新闻活动认知权威，奠定了开展公共讨论、塑造共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实践基础（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在更为复杂的情境化场景中，新闻记者会机动灵活地使用事实核查来贯彻新闻真实的职业观念。当查证成本越低、新闻效益越强、查证不足的风险越大时，记者采取查证的可能性越高，更甚之，即便是已完成的报道，记者仍会出于发掘新闻、积累知识、对信源的感知和降低未来查证成本的需求，继续进行查证（江静之，2022）。

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是近年来国内新闻学者持续关注的老议题，如何避免该议题研究的内卷化关系到新闻学术界对知识生产与路径依赖的突围。2022年，相关研究着力创新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的理论视角、实践面向及其方法论反思，在历史语境与现实场景的比对中探索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的本土化。

从传统新闻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历程来看，当前新闻业转型背后所蕴含的危机是相对的。研究认为，数字传播技术的广泛介入，使得传统新闻业不断被新的“闯入者”突破，这是以往相对稳固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出现松动甚至是急剧弱化的表现。表面的危机之下，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资源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与新新闻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配置性资源（用户、技术革新与市场）也并非全无拓展空间（姜华，张涛甫，2022）。就中国新闻业所处的历史脉络而言，当前的转型实践凸显了中国新闻业的代际更替，即“改革开放一代”与“数字一代”，前者多以主动的倡导型记者（譬如调查记者）为代表，该群体代表一个活跃和连贯的“世代单元”，而后者更多以务实、被动的“日常记者”这一世代样态存在，二者之间的代际转换映射了中国新闻业过去三十年以来的历史与现实（王海燕，2022）。可见，尽管新闻业转型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但如何回应中国新闻业的本土转型实践，是摆在新闻研究者面前的理论挑战。对此，研究者试图突破西方解释框架，以组织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新闻业的转型策略，研究发现，我国新闻业转型以对地方性行政力量的市场化依附为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市场合法性的重构、效率优先和混合型新闻文化的形成（尹连根，王海燕，2022）。

在具体的新闻业转型实践中，研究者们着重把视野锚定转型过程中的新闻创新。就当前新闻组织内外的视频创新而言，调适与逸出成为职业新闻机构应对数字技术冲击的两套相互关联的行动策略。前者仰赖从业者在专业导向的产品评价和精确量化的用户反馈之间进行平衡与妥协，后者试图在新闻场域外继续作为市场主体提供严肃内容的公共服务（周睿鸣，2022）。由此所反映出的新闻创新展现了中国新闻业转型过程中的行动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所涌现的调适性创新、关系性创新与生产性创新并不否认结构、制度或秩序的重要性，但必须对新闻领域的转型与创造性行动给予优先于结构和制度的考量，否则就难以解释新闻领域的变化（王辰瑶，2022b）。此外，在探索新闻业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同时，对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亦有必要，因为中国新闻业的数字转型使得基于新闻编辑室的田野调查持续面临再造与重构的挑战。对此，研究认为应跳出单一的组织社会学框架，更多引入媒介人类学的学术资源，以真正实现“嵌入式”地观察媒体生产、传播与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并形成整体的、批判的、多点的研究取向（王敏，2022）。

随着近年来多元行动者参与数字新闻实践的程度持续加深，研究者对新闻实践的规范性思考推进至职业伦理层面。一方面，相关研究对新闻透明性、职业权威等经典概念进行了中国本土语境下的探索与发展；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新闻职业伦理和规范的探讨与争议过程也在不断生产着数字时代新闻伦理规范的方法论与操作技术。

首先，在讨论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的相关概念时，不同国家与地区新闻实践的差异性和本土特征尤为重要。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全球新闻伦理不得不面对普遍主义理念难以回应道德特殊性、正义理念难以满足民族主义需求以及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东西方价值理念的困境。为适应不同的本土环境，研究者们提出以虚拟世界主义理论调和记者身份认同矛盾、以关怀伦理代替正义理念为记者提供新立场、以对话伦理提高全球新闻伦理的开放包容性（牛静，毕璐健，2022）。具体而言，近年来透明性逐渐成为全球新闻伦理探讨的焦点，其与情感、职业权威、行动者网络等概念之间的实践关系值得探究。研究发现，新闻透明性不仅超越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将工作者从情感中解放出来，还是重建连接、重塑职业权威的重要方式（涂凌波，张天放，2022）。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透明性作为一种新职业规范，越来越制度化。透明性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的技术外包、新闻机构主导、有限透明特征，使其成为新的策略性仪式，用于恢复新闻业的可信度、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权威（白红义，雷悦雯，2022）。由此，数字时代的新闻权威内涵愈加清晰、解读日趋多元化。作为一个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的典型的建构主义概念，尽管新闻权威的起源和入场有着浓郁的西方色彩，但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中国研究者们强调了中国新闻场域的独特性，使其保留了最初的建构属性，并成为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研究的重要概念（李拓，白红义，2022b）。

其次，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方法与技术在约束与赋权的主题中不断发展。媒体机构中新闻条线的划分体现了记者在实际工作的职业伦理观念与规范标准。研究发现，新闻条线奠定了记者日常实践的基本结构。条线设置一方面限制着记者的报道主题和工作常规，另一方面为记者提供了积累职业技能和职业权威所需的各类资源，拓展了记者的行动能力和自主空间。条线是记者与机构之间的中介地带，条线的分配与变迁则体现了组织权力与个人意志的协商（张洋，2022）。换个角度，对新闻用户而言，媒体机构也会通过合作、隔离及让渡的边界工作来协商其与UGC之间的关系。合作策略构筑用户的共同体想象，建立“互动的幻觉”；隔离策略通过物理隔离划分PGC（专业生产内容）和 UGC之间的界限；让渡策略则是将故事讲述者和事实守护人的社会角色让渡于用户，为新闻补充普通人视角（黄春燕，尹连根，2022）。可见，新闻机构、从业者与用户等新闻场域内的多元行动者通过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现实实践，重新定义并阐释着数字时代的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

在中国新闻场域的生态系统中，新闻机构的地方性及其所蕴含的制度与市场的双重实践常常淹没于全国性主流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学术话语。过去一年，相关研究就县级融媒体与都市新闻机构这两个着力点重新发现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

作为近年来中国新闻场域中的一种制度化安排，县级融媒体逐渐从媒介基础设施的技术配置转向对基层公共生活的深入浸润。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是镶嵌在中国县域治理的微观圈层组织，它既联结本地民众构成公共圈层，也在与各级政府部门、上级媒体机构与商业平台的互动中进行利益交换与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媒体、商业、公共三个圈层各自发挥独立的职能，又在彼此交织中走向“破圈”（赵海明，郭小安，2022）。可见，县级融媒体基于地方的社会互动生产出多维的“人地关系”，这不仅是对技术变革的现实回应，还是全球化时代地方性得以重建的可能路径，它通过贴近民生的多元服务，深刻勾连社会现实，在人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网络化关系与地方依赖，重塑“可交往”与“可沟通”的地方（黄伟迪，王钰涵，2022）。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地方性的再造，其落脚点在于参与县域地方的协同治理，研究认为，以信息网络居间者为成长目标，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把信息流协调作为主要治理任务，它们迫切需要在制度革新和自主转型的结合下成长为一个协作灵活和保持开放的网络组织，由此建立区域联盟合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邓又溪，朱春阳，2022）。

在媒介融合与新传播技术冲击的宏观语境中，都市新闻机构的地方实践鲜少进入新闻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相较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制度化推进，都市新闻机构始终需要在非制度化的创新探索中寻求区域化的市场生存。研究发现，当前如果仅仅把新闻业危机或新闻业创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很可能会因为忽略都市新闻业面临的特有挑战而难以形成准确的危机诊断（王辰瑶，2022c）。就基本新闻业务而言，地方新闻机构的内容生产对社交媒体和平台媒体的高度媒介化依赖塑造了一种基于远程报道的新闻常规，而这种报道方式消解了都市新闻媒体的地方性，使其在事实核查、地方性知识、受众信任与新闻权威上面临诸多困境（周子杰，2022）。为了应对上述“媒介化风险”与“消失的地方”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其创新路径和转型方向并非由技术驱动，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大都市社会活跃用户的多元需求、建立起对地方事务权威及时的报道网络、形成与地方机构长期的建设性互动，促成良好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和舆论环境（王辰瑶，2022c）。

2022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继续拓宽理论视野与议题边界的基础上重新聚焦以报刊实践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着力凸显近代报刊的事实话语、文本生产及其社会建构这一经典议题，与此同时，研究者们注重对报界边缘群体以及报刊空间实践等新兴议题的深耕与开掘。

过去一年，作为新闻史论的核心理论问题，新闻与事实、报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话语建构再次回到不少研究者们的讨论中心。对近代新闻界“事实”话语的系统梳理后发现，清末以来，新闻界的“事实”表述始终嵌入在“事实-言论”的二元框架中，从“言论为事实之母”到“言论必于事实上负责任”的话语变迁，最终促成彼时新闻界重“事实”，轻“言论”的认知取向（操瑞青，2022a）。与这一颇具现代意味的事实话语不同，在19世纪的近代中国，报刊界对新闻纪事的理解主要借助古老中国的史学传统为西来新报在彼时社会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位置，它从新闻记事的“野史”定位起步，进而走向媒体实践的“良史”取向，并最终将新式报刊视为“史官”的分支，呈现出史学传统中的符号资源不断向新式报刊渗透的过程（操瑞青，2022b）。与此类似，晚清官报为了本土化地调适西方报刊的新闻体例，在新闻文本的生产中引入中国传统记事文体，即地方志的写作手法与表达方式，据此发展出一种接近于事实话语的客观表征——社会调查，它在彼时成为一种区别于新闻与论说的地方社会知识（丁捷，2022）。经由新闻“事实”话语变迁所彰显的报刊实践及其观念与社会建构也为研究者们深入探查。作为近代新闻界主流大报的对立面，以上海小报为代表的中国小报终其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都在建构和争夺自身的正当性，通过与美国小报的比较研究发现，小报正当性的持续建构乃是中国近代独特的新闻文化现象，建构过程的兴衰映射了报刊实践与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之关系的剧烈变迁（李时新，刘梦禧，2022）。就近代报刊对性别政治的社会建构而言，晚清中国女性议题在以《万国公报》与《时务报》为代表的话语生产中实现了“可见性”与“合法化”，并由此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为维新报刊中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报刊以其相异的实践方式，参与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并共同影响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周怡靓，2022）。此外，国货运动期间，近代报刊积极参与民族主义思潮并建构了中国民族意识。研究发现，洋货潮流在中国民族意识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作为排斥者和参照物的双重作用，通过对洋货时尚性的批判和国货之“摩登”意义的再生产，一定程度上回应和平衡了个体追求时髦与道德失范、表达个性差异和实现民族集体身份之间的实践矛盾（陈雅莉，2022）。

与新闻史研究惯常聚焦报人圈子、名记者群体的主流视角不同，2022年的相关论文着重观照中国民间与官方报刊实践中的边缘群体。对近代报贩群体的考察发现，由于报馆在中国近代报业发行组织与销售网络中的系统性缺席，报贩群体得以从“边缘”个体逐渐发展为左右中国报业运营的“潜在势力”，由此形成报贩组织对中国近代报业发行的长期垄断与控制，报馆与报贩之间既协商合作又矛盾冲突的复杂关系折射了中国近代报业经营的困难与孱弱（齐辉，张蒙，2022）。为了突破报贩集团对报刊发行业务的把控，民国时期的不少报馆（譬如申报、大公报等）以雇佣报童的方式构建出一幅大都市流动售报的声音景观。作为一种因应彼时社会都市语境下的职业形态，报童既具有基础性的体力劳动性质，也具有思想认识层次的较高要求，体现出报童鲜明的社会阶层意识，报童群体逐步形成了各具特征偏向的自我身份建构（刘钰潭，2022）。此外，对中国古代官报滥觞——唐代进奏院状读者群体的研究发现，状报的诞生主要是中唐藩镇势力壮大以后对传统政治传播模式的扭转，虽然密集高效的驿递网络等支撑官报面向整个官僚系统发行的物质条件在唐代早已具备，但状报读者群体始终受限，其根源在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布局（魏海岩，彭翠，宋伟龙，2022）。

中国近代报刊不仅是彼时宏大历史脉络的产物，它们的发展和存续也依托特定的空间与地方。报刊自身的都市空间实践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空间流动网络在过去一年开始牵引国内新闻史研究者的注意力。在市民社会的空间体验中，以民国时期成都《新新新闻》为中心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报刊作为国家权力和地方精英的“话语工具”参与对茶馆空间秩序的改造与规训；另一方面，媒介书写延伸了茶馆作为谈话和交流的空间与信息关系网络（向莲君，2022）。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信息交换网络，《北华捷报》作为西方商人在华办报时间最长的英文报刊，全球信息网络是它构筑侨居英语社群与世界之间沟通平台的基础，由不同媒介改装而形成的转引网络，使这份报纸可以出入不同阶层的读者圈，适应不同情境下的信息利用，并成为此时西方势力在海外扩张的信息网络支撑（骆世查，2022）。在更为晚近的革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国民通讯社构成中共在上海组织动员的重要环节，研究发现，创办于国统区的国民通讯社及其新闻实践，反映了民营大报占据的新闻舆论空间中中共政治主张以曲折方式“在场”，此过程蕴含着以通讯社为纽带、以新闻发布为方式，联通政治主张与媒介呈现的新闻政策微观实践（张朋，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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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小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