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5日下午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继上海自贸区之后，第二批自贸区有望于近期获得批复。重庆、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轮番申请自贸区。其中，酝酿多时的天津自贸区方案呼之欲出，或成中国北部第一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概念股：

东方创业、华贸物流、锦江股份、锦江投资、陆家嘴、长江投资、上海物贸、界龙实业、张江高科、上港集团、龙头股份和上海三毛。

龙头股：陆家嘴、界龙实业。

广东自贸区概念股：

前海自贸区概念股：深赤湾A、中集集团（000039）、盐田港（000088）、沙河股份（000014）等；

南沙自贸区概念股：金发科技（600143）、广州浪奇（000523）、穗恒运A、广船国际、粤高速A、珠江啤酒（002461）等；

横琴自贸区概念股：珠海港（000507）、珠海中富（000659）、丽珠集团（000513）、华发股份（600325）等。

龙头股：珠海港、盐田港、深赤湾A

天津自贸区概念股：

津膜科技、津滨发展、天津港、滨海能源、泰达股份、津劝业、天津海运、天保基建、天房发展。

龙头股：天津海运、天津港。

福建自贸区概念股：

平潭发展、厦门国贸、厦门港务、建发股份、阳光城、雪人股份、福建高速、厦门空港、泰禾集团、金达威等。

龙头股：平潭发展、厦门国贸、厦门港务。

中韩自贸区概念股：

大连港、天津港、连云港等港口公司以及渤海轮渡、天津海运、中国远洋、中海集运等海运公司。

东盟自贸区概念股：

北海港、五洲交通、南宁糖业、南宁百货。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股：

宁波港、连云港、北部湾港、铁龙物流等。

西安自贸区概念股：

曲江文旅（600706）、西安饮食（000721 ）、西安旅游（000610）、天地源（600665）、达刚路机（3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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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证报报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将于2月11日至12日在泉州举行。此次研讨会将为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提供新的契机，加深沿线各国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解，推动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据悉，研讨会以“打造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将围绕上述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深化改革、产业升级的一个强大驱动力，有助于人才、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的交流渠道得到更大拓展，弥补我国在创新意识和某些领域的短板不足，从而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突破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旦成功，受益地区将是全局性的，不仅会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更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业升级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产生强大推力。

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笔，“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带动沿线省份交通、能源、物流、旅游等多项产业的发展，地缘潜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时值地方两会召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纷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参与建设。

其中，广东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东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粤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一步将深化对外合作交流，制定落实广东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

海南省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海南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三沙市也表示会在海南参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提供重要平台，对国家战略构建提供帮助。

福建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将抓住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机遇，鼓励有条件企业加快“走出去”，培育一批本土跨国企业。随着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人也表示，将加强海洋文化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对外交流合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做出积极贡献。

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是国家重大战略，地方两会给予密切关注并全力推进，令市场关注度提升，而此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有望为A股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再添新动力。

【概念股解析】

研究机构：广发证券分析师：乐加栋，郭镇 撰写日期：2015-01-04

核心观点：

稳健的奔跑者。

2014年是阳光城重要的一年，年内公司做好了若干件事，使未来的发展之路更加宽阔。即将到来的2015年，公司将步入新的发展时期。业务将会向多元化平台化方向迈进，发展的步伐将会更加稳健。

地产业务为核心。

地产业务作为公司多年经营的核心业务，14年在销售和业绩双方面均表现卓越。截止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6.63亿元，同比上升78%，全年业绩增长幅度将在100%到140%期间。销售方面，14年截止目前完成销售金额约220亿，与13年相比上升20%。

再融资执行顺畅，大股东彰显信心。

从2013年9月开发提出非公开发行预案，募集资金净额为25.31亿元，打通融资渠道同时缓解财务压力。3季度之后公司以及集团公布了近10亿元的二级市场增持计划，截止目前增持总金额4.72亿，平均成本14.06元。

预计14、15年EPS 分别为1.15、1.93元，维持“买入”评级。

主业稳健，新业务拓展，上下团结一心，资金压力缓解，这是14年阳光城所做出的成绩了，对于公司长远的发展来讲今年将会是承上启下的一年。15年公司将获得新的发展，业绩的进一步市场以及结算项目利润水平的提升，新业务进入实际拓展阶段，业绩贡献预期不断提升，大股东的增持还将持续，集团公司与投资者将会一同面对资本市场的变化，我们对于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风险提示。

区域性市场风险所带来的销售规模低于预期。

雪人股份：有望成为制冷压缩机和螺杆膨胀发电市场的领军者

研究机构：东兴证券分析师：张雷 撰写日期：2015-01-14

关注1:制冰机业务有望底部回升

制冰机下游应用范围广，受经济增长放缓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公司制冰机业务收入下滑、毛利率下降。公司已完成制冰机业务的事业部改制工作，形成以利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加强了风险管控，销售主要面向优质大客户。在经济面好转且核电重启的背景下，预计15年公司国内业务将有所恢复。此外，公司大力开拓海外市场，预计14年海外业务的占比已达到60%，对国内市场的下滑起了缓冲作用。公司制冰机在海外有很强的知名度，凭借高性价比和快速响应的服务在海外拥有极高的声誉，我们认为公司未来海外业务仍具备增长潜力。

关注2:占据制冷压缩机技术制高点，步入收获期

我国冷库库容约2000多万吨，但存量冷库绝大多数是老旧冷库，现代化冷库不多，中国未来冷库需求仍然庞大，尤其是采用全新建造理念和模式的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冷库发展前景广阔。此外，从冷链存储到物流的各个环节仍存在很大的不足和改善空间。公司对中国冷链行业的问题和机遇有深刻的认识，将把制冷压缩机打造成公司的核心业务，产品覆盖冷链物流的各个环节，为冷链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螺杆压缩机具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能效比高、易损件少和操作调节方便等优势，正逐步替代活塞式压缩机。过去国内螺杆压缩机市场主要被是德国比泽尔、意大利莱富康、台湾复盛和汉钟精机所主导。公司目前已拥有全球压缩机技术领军企业瑞典SRM公司的先进技术，并拥有国内国际市场认可度较高的莱富康压缩机品牌和技术，形成以压缩机为核心、以工业冷冻、商业制冷和冷链物流产品系统应用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战略目标。其中，瑞典OPCON下属全资子公司SRM是双螺杆压缩机设计的鼻祖，其研发设计的螺杆压缩机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水平，为许多世界知名的螺杆压缩机厂商提供了技术输出，公司与SRM的合作定位为生产开启式螺杆压缩机及机组，应用于工业冷冻。收购的莱富康的半封闭式螺杆压缩机和半封闭式活塞压缩机则可应用于中央空调、商业制冷和冷链物流等领域。公司已对上述产品的核心技术进行了消化吸收，技术上已经占据了国内制冷压缩机行业的制高点。

公司制冷压缩机项目规划产能庞大，根据规划，16年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12.8亿元，净利润2.06亿元。此外，公司当前增发实施的冷冻冷藏压缩机机组项目将发挥公司的集成优势，为冷冻冷藏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两个项目为公司未来三五年的高速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

公司的压缩机项目已于14年9月投产，预计14年销售1000余台，收入超过3000万。虽然该项目短期因投资规模大造成折旧、费用高企，影响了14年业绩，但却为未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预计从15年开始，公司压缩机业务步入收获期，业绩也将快速增长。

关注3:低温余热发电市场启动，公司螺杆膨胀发电项目有望落地并加速推广

从政策上来看，14年底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表达了新一届政府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的决心。对高能耗产业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约束将倒逼钢铁、有色、化工、石化等行业加强节能减排，其中工业余热利用将是重要手段。由于高温余热挖掘的比较充分，但余热资源更丰富的低温余热未获有效利用。随着近年来国内几家开拓者对市场的培育和推广，且技术日趋成熟，低温余热发电被越来越多的客户所认可。

OPCON是全球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的创始者，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且项目经验丰富。其拥有全球唯一的无油系统专利，产品工艺水平高、运行噪音低，代表性的产品是OpconPoweboxORC和WST系统。公司通过参股OPCON公司17.21%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双方合资成立了欧普康能源技术公司，雪人持股51%。双方的合作有助于公司快速掌握世界领先的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并迅速切入螺杆膨胀发电机市场。公司已购买OPCON生产的2台设备，预计很快可以到厂并作为展品并向客户推广。公司目前以钢铁、化工为主要目标市场，由于长乐人开办的钢铁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公司作为长乐市的明星企业具有明显的客户资源优势。公司正积极参与螺杆膨胀发电项目招标，示范项目落地可期。凭借技术和客户资源优势，公司有望成为低温余热发电市场上的领军企业之一，分享千亿低温余热发电市场。

结论：

公司传统主业制冰机业务正底部回升；倾力打造的制冷压缩机板块将为公司未来三五年的高速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凭借技术和客户资源优势，公司有望成为螺杆膨胀发电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分享千亿低温余热发电市场。我们预计公司2014-2016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0.01元、0.46元、0.83元，对应2015-2016年的动态市盈率分别为38倍、21倍，给予公司“推荐”的投资评级。

泰禾集团：东兴证券上市临近一线布局带来增速弹性

研究机构：海通证券分析师：涂力磊，谢盐 撰写日期：2014-12-19

事件：

今年12月17日，证券会预披露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根据泰禾集团2014年半年报，公司持有东兴证券7000万股，占东兴证券发行前总股本的3.49%，占东兴证券发行后总股本的2.80%。

投资建议：

参股东兴证券，预计企业上市后可增厚泰禾不低于1.87元/股。根据2014年12月17日收盘价，剔除光大证券和太平洋证券两家PE估值特殊的数据点，则目前A股上市券商2013年静态PE估值为108.06倍，2014年动态PE估值是66.83倍。按照以上假设，公司参股东兴证券7000万股，对应价值分别为20.19亿元和17.84亿元。即泰禾集团持股东兴证券的合理估值均值为17.84亿元，对应每股泰禾集团持有东兴证券的价值为1.87元/股。

项目布局一、二线潜力城市。公司目前储备项目权益建筑面积在714万平，分布在福建、厦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福建省内其他城市。从货量结构看，预计公司以上项目总货值不低于1200亿。从货值分布角度看，目前北京、福州和上海为公司三大货值分布区，占比分别为45%、24%和12%。从绝对货值情况看，北京区域总货值不低于600亿，在当前上市公司京内区域项目储备中排名前列。

15年销售颇具弹性。目前一二线主流城市房地产销售市场呈现快速复苏趋势。我们认为公司大部分项目分布北京、上海、福州的特点将使得公司2015年销售增速具备较强弹性。

投资建议：泰禾速度，有质量的高增长，维持“买入”评级。泰禾立足福建、面向全国，坚持高品质、高周转驱动高成长的跨越发展正在逐步实现。公司属处于高速成长阶段的进攻品种。当前市场复苏预期升温，有利后期股价表现。预计公司2014、2015年每股收益分别是1.13和1.66元。截至12月18日，公司收盘于15.53元，对应2014年PE为13.74倍，2015年PE为9.36倍。考虑到公司高成长性，给予2015年12倍市盈率，对应目标价格19.92元，维持“买入”评级。

建发股份：三阶段估值修复继续演进

研究机构：国泰君安证券 分析师：郑武，岳鑫，侯丽科 撰写日期：2014-12-12

三阶段估值修复继续演进，“增持”。建发股份2015年PE仅9.8倍。假设地产/供应链2013年合理PE分别为8/15倍，并考虑公司隐性资产、金融资产与现金，公司合理价值413亿元，而目前市值308亿元。三阶段估值修复将继续演进。调整2014-2016年EPS预测至0.89/1.12/1.35元。按照2015年13倍PE，给予目标价14.56元，维持“增持”评级。

厦门岛内最大的地主。对地产的担忧是过去估值上行的重要障碍，幸而房贷政策的放松，海西自贸区方案正在推进，两股力量有望改变市场预期。公司拥有厦门岛内30万平工业用地，并负责厦门岛内近百万平米一级土地开发。对隐性资产的再认识，有望催化估值修复继续演进。

供应链业务长期增长空间巨大。公司上市十五年净利年增速27%，历经多个周期考验。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公司主动控制业务规模，精明的管理层值得信赖。日韩工业化完成后，制造业供应链高度集中于几大商社。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洗礼，有利于建发获得更高的长期市场份额。除了规模的巨大成长空间，中长期毛利的恢复也值得期待。在以往的周期中，大宗商品价格一旦走平，供应链毛利率就会反弹。

国企改革值得期待。厦门国资委提出国资改革四项任务的第一项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发股份身处竞争性行业，国资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较高。与市场不同，我们认为优秀公司的改革更值得长期投资者关注。

风险提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房地产政策风险；汇率波动风险。考虑到公司主动控制风险的举措，2014年业绩有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公司是一家大型的综合性企业，拥有贸易、房地产、港口物流三大核心主业，为中国最大的500家集团企业和中国上市公司的100强。公司具有国家商务部核准的铁矿进口资质，同时成为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铁矿石分会的理事单位和对印协调小组工作组成员。公司及公司控股的福建三钢国贸有限公司已和印度、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知名矿山签有长期供货协议，为公司参股的福建省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内的其它钢铁生产企业提供了资源采购平台。除大宗铁矿石进口外，公司还从事金属材料的进口、出口、期货和内贸经营。产品种类包括钢板材、建筑材、型材；废钢、生铁、铁合金类等。公司拥有较完备的与港口物流相关的码头、仓库、陆运及海运配套设施。公司房地产业务具有一定的品牌实力和竞争优势，曾以33.05亿元拍得位于厦门市五缘湾片区的两幅商品房用地。公司参控股较多的金融类企业，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期货是全国第二家注册资金超亿元的期货公司，另外，公司还参股海通证券，交通银行、三钢闽光等。

公司以“立足港口综合物流服务，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宗旨，主营以港口为依托的综合物流业务以及件散杂货、内贸集装箱的装卸、堆存、仓储和助轮船靠离泊等业务。是厦门口岸唯一一家以港口为依托、拥有完善的物流通道、完整的物流链条及高端物流专业人才和信息网络的企业，在船舶代理、装卸、公证交接、助靠离泊、仓储、运输等等港口物流领域处于行业领先者的地位。公司拥有东南沿海实力最强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全省规模最大的散杂货装卸码头、厦门港唯一的内贸集装箱装卸码头、福建省规模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车队、厦门港唯一提供海上专业拖轮服务的企业和先进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

有明一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深为学界所瞩目，而与之并驾齐驱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却常被忽略。其实，明代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作为明朝西域政策的一部分，陈诚等多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频繁，商业贸易隆盛，明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间的“贡赐”关系稳固发展，往来次数繁多，贡赐规模巨大，丰富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是我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相联系的重要桥梁。自其开辟以来的数千年间，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有赖于此，尤其汉唐时代，丝路的繁荣达到了极盛时期。宋元时代，海陆交通迅猛发展，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为我国的海路交通开辟了新的时代。然而，明代的陆路交通与海路相比却显得失色不少。近百年来中外学者都把明代中西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海路，陆路交通常被忽略。事实上，明代的陆路交通并不比以前逊色多少，甚至在许多方面比汉唐时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 明代陆路丝绸之路的路线 -

明代的丝绸之路路线，正史缺乏记载，故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路线，就不能不抛开正史，去寻找新的出路。结果，明代的三位著名旅行家的游记便成为我们研究明代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依据。

其一是永乐年间明朝使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其二是波斯使者盖耶速丁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其三是意大利人利玛窦编著的《鄂本笃访契丹记》。下面我们对三本游记及其行程路线分别加以阐述。

▲ 西域行程记，原北平图书馆抄本

陈诚，江西省吉水县高坑人，生于1365年，卒于1458年。一生曾四次远使西域，3次到达撒马儿罕及哈烈一带。[1] 《西域行程记》即作于永乐十二年他出使哈烈的途中，这是他的旅行日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他自肃州出发一直到哈烈的具体行程以及沿途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是明代初期关于中亚形势最重要的资料”。[2] 原书已失传，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吴兔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书俱作3卷。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才从天津李氏藏书中收得《独寤园丛抄》4种，1册，内有一种即为《西域行程记》，此即为传世之抄本。[3] 此本虽不为原本，然我们可借此览见原本之概貌。此书于1936年被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出版。

《西域行程记》的重新发现，对我们研究明代的中西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则陈诚奉使西行之程途，悉可按图以求了。从行程记看，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三日，陈诚一行自肃州卫（甘肃省酒泉）北门外发轫西行，渡过北大河，“北岸祭西域应祀之神，以求道途人马平安。”沿着古丝绸之路出玉门关至哈密，然后越火焰山、流沙河，经鲁陈、火州抵吐鲁番。这一段大致与唐代的中、北道相合。但是，出了吐鲁番后，陈诚并未沿着中道，也未沿北道继续前行，而是在崖儿城将使团分为南北两路，陈诚当时就随南道前进，他的日记也仅记载了这部分人的行程路线。使团中分出的北路因史籍缺载，无法叙述其行程。大概这批人从崖儿城向西北沿着汉唐时代的丝路北道继续前进，直到今伊宁以西、阿力马力山口以东的地方，南北两路才得重逢。

陈诚使团出了崖儿城，折而向南，到达了托克逊，沿阿拉沟继续西行，绕过窟丹纳兀儿，穿越博脱秃上，进入了孔葛思河谷。这条道路既不是汉唐时代的北道，也不是中道，陈诚是在古之北路与中路之间穿行的，历代的旅行家均未走过此路。四月十七日，陈诚使团在孔葛思河畔的忒勒哈喇遇到了马哈木使臣，陈诚一行在马哈木王驻地盘桓了13天，然后越过阿力马力山口，渡过衣烈河折向西南，翻过险峻的爽塔石（今三塔什山脉），绕过亦息可儿东面，向西南行走，再过塔尔塔什大坂，于六月十一日访忽歹达牙帐的所在地喀喇乌只。在此处停留3天后，便取道北行，越过伊塞克湖与松湖之间东西走向的山脉，溯喀修喀儿河西上，越其分水岭到达塔拉斯河谷，沿河谷西行，于六月二十六日到达养夷城。这之后又穿越了养夷、塞蓝、达失干、迭里迷、撒马儿罕、迈母纳、马刺绰等地，于闰九月十四日抵达西使的终点哈烈城，即告此次出使顺利完成。这次出使在中国与波斯的关系史上很有影响，被称为明代早期中亚地区最重要的事件。

▲ 陈诚（1365年—1457年）

陈诚东返后不久，波斯方面的沙哈鲁王也向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这个使团是由沙哈鲁王首先发起的，他的首席代表是沙的·火者，当这个使团行到撒马儿罕时，其长子兀鲁伯·曲烈干、次子阿不勒法特·亦不刺金、三子米尔咱·贝孙忽儿、四子苏玉尔格特迷失、五子穆罕默德·术克也派出了各自的代表，组成了数百人的庞大队伍，其中一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盖耶速丁是当时有名的画师，他作为沙哈鲁第三个儿子见孙忽儿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出使，他奉贝孙忽儿之命，用日记形式记下了出使的全过程。不久，沙哈鲁的宫廷史学家哈菲兹阿不鲁把它润色后收进了他的《历史精华》一书中，随后阿伯特拉柴克又从他那里转录，稍加节略收进他的《沙哈鲁史》。法人郭特梅尔根据阿伯特拉柴克的本子译为法文，英人亨利·玉尔再据法文译成英文，张星烺再从英文译成中文，发表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1934年，拉合尔的麦特列据《历史精华》将盖耶速丁的著作译为英文，1981年何高济据此英译本将之译为中文出版，此本要比前面的本子稍全面一些。我们在此即根据这两个版本来探求沙哈鲁使团的行经路线。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沙哈鲁所派使节沙的·火者一行离开了首都哈烈城，经八里黑抵达撒马儿罕，稍事逗留，待第二年二月继续前进，经达失干、塞蓝，绕过亦息渴尔，沿着衣烈河的支流特克斯河进入了裕勒都司平原的西北部，跨过了天山，终于于1420年7月11日抵达吐鲁番，在喀喇和卓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接着他们开始向柯模里（哈密）进发，于8月2日抵柯模里城，然后经柯模里，横穿大沙漠，在玉门接受了中国官员的稽查后，继续东进，经肃州、甘州、胡思纳巴德，[4] 渡黄河，于12月3日到达真定府，14日到达终点北京城。沙哈鲁使团队伍庞大，历时年余，跋涉一万多里，并有人专门将沿途所过地方的见闻、民俗、地理加以记述，为中西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多种意义上说，它与陈诚的西使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陈诚、盖耶速丁之后，中西关系仍在继续发展着，虽然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在历史推进了将近两百年后，丝绸之路上又出现了中西陆路交通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即葡萄牙人鄂本笃不远万里，从印度的德里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了中国。

与陈诚、盖耶速丁使团的出使相比，鄂本笃的出使规模及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从规模上说，前二者都有数百人之多，队伍十分庞大，而后者只有其本人和一个仆人亦撒克，其余的均为路上相遇的同路人；从性质上说，前二者均具有商业性质，此外还肩负着加强中波两国相联系的政治使命，而后者则仅仅是为了传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轻视鄂本笃之行记的价值，最起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行记中看出在明代的中亚和新疆还有一条不同于以上二者的另一条道路，并且还可以从他的行记中看出这条道路在当时繁荣昌盛的大致概况。鄂本笃在出使中国的途中及时地记了日记，不幸的是，他到肃州后就生了一场大病，未能实现其到北京传教的宿愿，就于1607年病逝于肃州了。他的日记大部分散失，仅留下很小一部分。后来，意大利人利玛窦根据这些残留的日记和鄂本笃的仆人亦撒克的口述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5] 其后由法兰西人金尼阁存录于《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张星烺据亨利·玉尔英译本译为中文收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依据张星烺先生的译文，我们可以按图索求鄂本笃的出使路线。

鄂本笃于1602年（万历三十年）10月31日从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出发，于12月8日到达陪都腊和儿，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得力的仆人亦撒克。在他来之前，腊和儿已聚集了大批欲往喀什噶尔的商人，鄂本笃顺便与他们同行。1603年1月6日，他们离开腊和儿踏上旅途，经阿塔克（阿托克）、配夏哇（白沙瓦），沿着喀布尔河谷进入可不里城（喀布尔），恰遇喀什噶尔王之妹自麦加（实为麦地那）还国，道经可不里，于是鄂本笃即与之同行，经八鲁弯、塔里寒东进，越过帕米尔高原经撒里库尔（塔什库尔干）、鸦儿看（今莎车）、阿克苏、库车、察里斯（焉耆）到达吐鲁番。他从印度至此一段大体与玄奘东返路线相同，此后，他又沿着陈诚使团、沙哈鲁使团走过的路线经哈密嘉峪关，于1605年底到达肃州，第三年他就病死在这里。

- 明代丝路上频繁的商业往来 -

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明与西域的政治、经济往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祖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西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频繁，尤其在永乐年间，明成祖“锐意通四夷”，[6] 使明朝与域外各地的联系空前加强。当时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采取“朝贡”与“回赐”的形式。西域各地不断地派出庞大的使团向明政府朝贡，明政府也以回赐的方式赐给西域诸国各地内地所产物品，这种规模是相当大的。西域诸国的贡使人数常达几百人之多。如沙哈鲁使团的贡使就有500多人，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7] 明朝的使臣西使其规模也是很大的，去时还带有大量的物品。

▲ 《丝路山水地图》，明代皇家地图

据载，陈诚每次出使都携带大批白金、磁器、文锦、纱罗、绢布赠送西域沿途各地王廷，而这些地区的使臣在随同陈诚朝贡时，也常带大量的玛瑙、马匹和当地土特产品。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派出的使者及商人有290人，贡马3500百多匹及貂皮、硇砂等物，明政府回赐的钞达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8] 当时的明政府是欢迎外国前来朝贡的并且屡派使臣，“招来四夷”，[9] 而西域诸国也是乐于朝贡的。当时就明政府而言，除了希望获得西域诸国朝贡来的马匹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想利用这种手段来羁縻诸国，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10] 与之不同，西域诸国则侧重于它的经济利益。他们朝贡的经济目的有二：一是向明政府进贡的物品都有一定的价格，可以得到相应的回赐，此外明政府还要另外给赏，哈密、吐鲁番、火州的头目还经常指名“乞讨”所需物品，结果“其获利百倍”；[11] 二是利用朝贡的机会携带各种土特产品到内地贸易，明政府“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 [12] 朝贡所得回赐物也可以随便出售，[13] 允许贡使在进京以后，于会同馆开市五日，“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14] 有时还允许西域商人沿途在河西的甘州、肃州、临洮及北京买卖、定居，使西域商人遍及西域、河西及北京一带。比较典型的是甘肃的肃州，当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居支那人，另一部分则为回教徒所居，这些回教徒“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业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贸于此，不复西还，遂籍入土人之列”。[15] 西域的朝贡使臣中有许多完全是为了贸易而来的，正如礼科给事中黄骥所言，“西域使客多是商贾，假进贡之名，籍有司之力以营其私”。[16] 可见，当明的朝贡具有明显的官方贸易的性质。

除了以朝贡为形式的官方贸易外，明代的市场贸易和私商贸易也相当频繁。当时新疆北部的瓦剌人就经常在明朝境内“市其私马”，[17] 有时瓦剌使臣进贡的东西太多，明政府只选一部分，其余的东西令其自己出售。[18] 哈密与明政府的市场贸易数量则更大。永乐元年，哈密一次就与明“市易马四千七百四十匹”。[19] 明宣宗时，“亦力把里使臣打刺罕马黑麻等，以马来鬻。有司定价：中马每匹钞三千贯，下马每匹二千五百贯，下下马每匹二千贯，骒驹一千贯”。[20] 可见，明政府对当时的市场贸易也是很重视的。

通过各种形式的商品贸易。双方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其中的茶马贸易是他们之间贸易的大宗。就明朝来说，永乐皇帝为了解除蒙古对北方的威胁，“车驾频岁北征，令马，遣官多隣綵币，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马儿罕诸国。”鼓励西域诸国前来贡马。[21] 正如上面所谈，明政府的“招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据笔者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几年每年都有西域使者入明贡马。对明朝来说，出于巩固国防的需要，对西来的马匹特别重视，想“用茶易马，固蕃人心。”同时，有了马匹就可以满足抵御外侮、“以强中国”的需要。[22] 朱元璋命制金牌四十一面，令官员捧入洮州、河州、西宁等少数民族地区，每年用茶五十余万斤，易马一万三千八百多匹。[23] 这些马匹大多配“给守边将士”。[24]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西域的贡物中马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次才是驼、玉石、硇砂、貂鼠皮等物。而西域的贡使，对内地的茶也特别感兴趣。据英国学者罗莎堡（研究，西域少数民族希求茶叶的主要原因是，“饮茶比马乳酒之类的饮料更容易消化，比饮水更安全，且能提神醒脑，抗冻耐寒”。[25]《 明史》上说牧民“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26] 所以茶叶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

明朝初年，明政府禁止私茶出境。后来，此令渐被取消。如吐鲁蕃使者“进贡”，“至临青州收买违禁食茶、丝缎五十余柜”，明政府“命所司斟酌给带”。[27] 哈密“使臣阿都火者入贡，私货茶于民家”。[28] 到了明武宗时，“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回西域。[29] 除私茶外，明代还有官茶、贡茶。朱元璋每年用茶五十万斤，易马一万三千八百多匹。明政府还设有茶马司，掌管茶马贸易。此外，明朝的药材、绸缎、布匹、磁器、银器都是西域各国所需要的，其“服食器用，悉仰给于中国”。[30] “缎匹、铁、茶”等物，都是“彼之难得，日用之不可缺者”。[31] “若彩缎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畜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虺蛇之害”。[32] 西域诸国对明朝的手工艺品的珍视可从一个例子看得出来。据说，撒马儿罕的兀鲁伯王专门建造一座特别的房子来储存明朝的瓷器，哈烈的沙哈鲁王也建了一座中国式的房屋作储存中国的商品之用；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博物馆里，珍藏的宋瓷及明瓷有8千多件。

[33] 西域诸国对中原地区的丝绸历来就特别感兴趣。“很明显，对内亚诸国来说，丝绸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中国礼品”。[34] 永乐年间，哈密向明“进贡”，明政府回赐的物品除3.2万锭银两外，尚有“文绮百匹，绢干五百匹”。[35] 正统十二年，瓦剌“来贡”，明政府一次就回赐“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36] 西域诸国每次到内地的商人带回的货物都有大量的丝织品，可见西域与内在有明一代的商业往来之繁盛。为了更直接地说明明代内地与西域商业往来的盛状，笔者根据《明实录》、《明史》、《明会要》、《国榷》等有关资料，对西域诸国的朝贡年代，次数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统计数字中不包括国别不详者），简列下表：

可以看出，西域各族人民通过进贡和贸易，将西域的牲畜、皮张、玉石及其他特产运往内地，又将内地的绸缎、茶叶、铁器、药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品输入西地。两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对于促进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良好的作用。

- 明代的丝绸之路是汉唐丝路的继续和发展 -

明代以前的丝绸之路，尤以汉唐为盛，蒙元次之，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明代的丝绸之路路线与前相较有所变更；二是丝路上的贸易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

按我们一般的说法，丝绸之路在今新疆、中亚境内，主要分为南北中三道，其南道大致是由河西出敦煌向西南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过莎车，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中道大致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从喀什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北道则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沿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入伊宁，向西进入七河流域。此外，唐代还有碎叶道、热海道等，但从当时或历史上来说，它们均不如以上三道显得更为重要。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以来的丝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许多地方与汉唐时代的丝路大体相合，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一点是汉唐直到元代一直很繁荣的丝路南道中衰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结果又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

▲ 《丝路山水地图》手卷局部“嘉峪关”为地图开头部分

从上面已经叙述过的史实来看，明代的三位旅行家大致是这样旅行的：

盖耶速丁走了汉唐时代的北道，鄂本笃从印度至帕米尔段是沿着汉唐时代丝路的南道行走的，过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就转入了中道；而陈诚正好是在二者之间穿行，与以前比起来这是一条新道。当这条新道兴起的时候，汉唐时代的南道中衰了，即使没有完全断绝，也无论如何不能再与汉唐时代相比了，这有两条证据可寻。其一是明代的史籍，包括诸旅行家的游记均未提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道路。鄂本笃出使中国时曾到过于阗，这里距敦煌已经不远了，按11世纪阿拉伯人马卫集当时的旅行情况计算，从这里到敦煌仅需55天时间。[37] 可是他没有继续东行，而是又绕回了叶尔羌，然后再由叶尔羌绕北道东行，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此时的南道大概不利于游人的往来。其二是《明实录》中凡记载明朝使臣出使西域时，一般按所至先后依次叙述，当涉及于阗时，我们总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于阗每次总被放在哈实哈儿的后边，可见明朝使臣总是先到哈实哈儿，后到于阗，此亦证明于阗以东的道路此时是不大畅通的。

从历史上看，于阗长期是丝路南道上的一座重要城镇。元初，这里发生过一场动乱。佐口透在其题为《元代的塔里木之南边地带》的论文中，[38]谓和田在加伊孜叛乱中受害颇重，但不日恢复，成为元朝在塔里木南边地带的经济活动中枢，所以此时丝路南道比较兴隆。但到了元末明初，中原王朝“势力达不到该地，渐渐地便陷于政治上的无秩序状态。”《拉失德史》亦记载了明初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于阗是战乱的中心，战争中于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39] 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特殊地位。明朝就把经略西域的重心放到了哈密一带，在那里驻军设官，作为“西域之襟喉，以通诸蕃之消息”的孔道，[40] 凡军人往来，军需品的输入均经哈密，使肃州到哈密段的商旅设施空前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的旅行家、使者舍南道而走哈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说汉唐丝路南道的中衰是当时历史条件带来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陈诚西使路线的“开辟”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它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根据《西域行程记》的记载：陈诚使团越过吐鲁番后，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崖儿城南顺水出山峡向西南行，以马哈木王见居山南，遂分西、北两路。”对于这个简单的记载，王继光分析说：“明政府使团在崖儿城南分西北二路的原因是当时别失八里马哈木王已西迁到亦力把里驻牧，因使团要相见转达朝廷旨意，故分出陈诚、李暹一行。”[41] 这种分析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他说当时马哈木王是牧于亦力把里则是欠妥的。

我们知道，别失八里政权迁入亦力把里是在1418年，《明史》载：“[永乐]十六年，[别失八里]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42] 而马哈木王在位的年代是1407～1415年，陈诚出使西域是1414年，距歪思汗西迁尚差6年，由此亦可推想当时马哈木王驻牧地并不在亦力把里。

马哈木王驻牧地既不在别失八里，又不在亦力把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正确的回答是：他的驻牧地正好在别失八里与亦力把里之间的巩乃斯河深处，他驻牧于这个地区的原因是当时受到了河中地区跛子帖木儿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

14世纪下半叶，帖木儿帝国崛起，向外四处扩张，曾7次远征东部察合台地区。特别是1389年，不仅远袭也儿的失河畔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的王帐，帖木儿本人还在额敏河畔设立了他的斡尔朵，以此为根据地进攻蒙兀儿斯坦，迫使黑的儿火者屈服。为了逃避帖木儿的压迫，黑的儿火者将他的牙帐迁到蒙兀儿斯坦与畏兀儿斯坦之间的巩乃斯河深处。直到1937年，黑的儿大者把女儿嫁给贴木儿后，才结成和议。[43] 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马哈木王之时，仍未有什么改变，王帐的具体地点陈诚的《西域行程记》中有所反映。

按陈诚行记所载，他于永乐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孔葛思，安营住1日，“十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约行五十余里，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帐房处安营，马哈木王遣入来接，住一日。十九日，晴，明起，顺河西下，行五十里，近马哈木王帐房五、七里设站舍处安营，住十二日。”文中的孔葛思即今坎苏；忒勒哈刺，今名阿勒马勒，西距新源县城60里左右，正好与上文所载相同，故当时的马哈木王帐房就在今新源县治附近。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陈诚出发时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马哈木的具体住址，直到崖儿城才听说“马哈木王见居山南”，于是分两路去找，终于在巩乃斯河畔找到了马哈木王。陈诚的行记第一次告诉我们，在阿力麻里与吐鲁番之间还有一条不同于北道的道路。可以说，这是陈诚一行首先“开通”的。虽然这条道路很可能早就存在着，但它并不为人知晓，此时开始进入史册，这不能不说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此外，宋元以来，汉唐时代十分繁荣的丝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直到明代，这条古老的丝道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明朝进西域者有赖此道，西域朝贡者亦赖于此道，所谓“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44]之载就反映了明代这段丝路繁荣的影像。这是明代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贡献。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内地与西域的商业往来一直不曾间断。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更，这种联系时强时弱，但从整体上说，这种联系是在日益加强着。到了明朝，由于明政府鼓励新疆各地方政权“朝贡”，因而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据当时的记载：“西域入贡者尤盛”，[45] 岁岁不绝，西域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46] 在明朝以前，西域与内地的贸易多是通过商人进行的，官方贸易不占主要地位；到了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明政府强调官方贸易，使明代的这种商业往来大多控制在政府手中。官方贸易的承受量自然要比私人贸易大得多。正统十二年，瓦剌遣使朝贡，使团人数达二千一百四十九人。[47] 瓦剌对明朝最大的一次进贡发生于景泰三年（1452），也先与阿剌遣使3095人，进贡马驼四万零二百余匹。明朝“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并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袜毡帽等件全”。为运送这批贡使从北京到怀来，令沿途“五府各卫并顺天府，共办车三千五百辆，装送虏使赏赐行李”。[48] 这是空前的，即使清代，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明政府这一次“回赐”的“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49] 这样庞大的使团，如此巨大的贸易数额，如果没有政府的出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从历代的丝织品贸易来看，汉唐时代是比较兴盛的，但到了宋元，这种贸易数额反而大为减少；直到明代，内地与西域的丝绸贸易才有了新的起色。永乐年间，哈密向明朝的一次朝贡，除了得到明政府回赐的3 2万锭银子之外，还有“文绮百匹、绢千五百匹”。[50] 上面举到的瓦剌一就得到明朝“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多匹”的事实，更能说明当时贸易数额之巨大。

汉唐时期，西域已出现了棉布，但并未成为商品，元朝时期才稍有零星的棉布贸易，明朝时候，这种贸易日益增多，哈密的“贡使”买回的商品中就有梭布、漂白布和其它布匹。

西域与内地的茶马贸易，汉唐时期都比较少，直到宋代，内地的茶叶才开始大批地输入西域，然元代有所中断，到明代才又重新恢复并有所发展。随着明朝的灭亡，这种贸易也日益减少了，到乾隆年间，这种茶马贸易最终销声匿迹。

在明代，西域输入内地的牲畜品种中，除马之外，尚有牛、驴、骡、羊、骆驼等等。明永乐年间，哈密使臣到内地贡马的时候，同时还有“驼三百三十六头”。[51] 柳城，哈密“共贡羊两千只”。[52] 这样的贸易数额在以前也是少有的。

注释：

[1] 拙作：《关于陈诚及其西行的几个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21～25。

[2] 莫里斯·罗萨比：《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

[3] 向达：《〈西域行程记〉跋》，《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3期，页113。

[4] 张星烺先生疑为兰州，是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97页。

[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44页。

[6]《明史》卷304《侯显传》。

[7]《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293页。

[8]《明太宗实录》卷216。

[9] [明]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10]《明史》卷333《于阗传》。

[11]《明仁宗实录》卷5上。

[12]《明武宗实录》卷43。

[13]《明武宗实录》卷43。

[14]《明会典》卷112《礼部七十·给赐三》。

[15]《鄂本笃访契丹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435～436页。

[16]《明仁宗实录》卷5上。

[17]《国榷》卷23。

[18]《明太宗实录》卷25。《国榷》卷26。

[19]《明史·西域列传》

[20]《明宣宗实录》卷43。

[21]《明世宗实录》卷3。

[22]《明史》卷80《茶法》。

[23]《明史》卷80《茶法》。

[24]《明太宗实录》卷25。

[25] [美]莫利斯·罗萨比：《中国与内亚》，伦敦，1975年，第79页。

[26]《明史》卷80《茶法》。

[27]《明武宗实录》卷74。

[28]《明孝宗实录》卷25。

[29]《明史》卷80《茶法》。

[30]　李承勋：《议处哈密事宜疏》，《皇明经济文录》卷40。

[31] 卢问之奏：《吴中奏议》卷12

[32] 陈九畴奏：《关中奏议》卷12。。

[33] 波普：《十四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的一批中国瓷器》（华盛顿，1995年）页18。

[34]《中国与内亚》，页76。

[35]《明太宗实录》卷114。

[36]《明英宗实录》卷158。

[37]《马卫集论中国》，中译文载《中亚历史民族译丛》第一集，（1985年）。

[38] 载《北亚细亚学报》第二辑（昭和十八年十二月）。

[39] 米尔帕·马黑麻·海达尔：《拉失德史》第52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40] 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41] 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城番国志〉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1990年，第214～241页。

[42]《明史》卷332《别失八里传》。

[43]《拉失德史》汉文本，第页224～225页。

[44] 许进：《平番始末》卷上。

[45] 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46]《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47]《明英宗实录》卷158。

[48]《明英宗实录》卷225，第4891页。

[49]《明英宗实录》卷158。

[50]《明太宗实录》卷114。

[51]《明太宗实录》卷126。

[52]《明史》卷329《柳城传》。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转自：“丝路遗产”公众号）

 

 

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考略

杜鹏姣 王江东 乔文

 

［摘要］西北汉简因其出土于胡汉交界地带，多为边关的原始记录和文书档案，更真实的反映了汉代边塞的军事、经济、屯戍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起到正史和补史的重要作用。国立西北图书馆因历史原因原藏汉简零简三十件，出自于北平历史博物馆裘善元馆长家藏，现存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文梳理原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汉简的流传历史，对三十件零简进行历史溯源，以期对今后的汉简文献研究有所助益。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是文字发明之后，纸张普及之前，古代典籍的主要记录方式。尤其是简牍，因其便于加工取材，书写容易的特征，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载着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的三十件汉简，根据简牍记载内容和时间初步断定为居延汉简，应是三十年代中瑞西北考察团成果的一部分，自三十年代被发掘以来，被盗而流散四方，对三十件汉简的流传历史进行探析，有助于厘清学术源流，发掘地方文化资源。

 

一、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的来源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为了响应民国政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号召，1942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通过了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聘请刘季洪、袁同礼、蒋复聪、陈训慈、刘国钧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刘国钧任主任。1943年4月开始筹办，次年6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之初的任务除了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外，同时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承担了收罗研究西北出土之古物的特殊任务。所以除了馆藏图书一万余册外，另广泛搜集地方文献二百余种，金石拓片约百种，汉简三十件，这也是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之初的所有家当［1］。这三十件汉简即是1944年教育部为了扶持新成立的国立西北图书馆且言及这批汉简乃是西北旧物，故拨交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一年后由于经费紧张，国立西北图书馆奉令停办，藏书移交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器具移交西北师范学院。关于三十件汉简，一说是转交给了甘肃省博物馆，但其实三十件汉简由教育部收回，改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但是三十件的最初乃是裘善元家藏，裘善元于重庆去世后，经裘氏女婿之手而流出的。

 

（一）裘善元生平

 

裘善元，字子元，有书裘元善，刘国钧、劳榦、张珩、苏莹辉等作裘元善，但有顾颉刚作裘善元，马先醒考据原始资料判定应该是裘善元。根据胡适四十岁寿辰记载，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北平晨报》所载的《中华民国有趣文件一束》，有赵元任所撰献给胡适四十大寿的白话诗。文中载：“拜寿的是谁呢？一个叫刘复，一个叫丁山，一个叫李济，一个叫裘善元…”所以应是裘善元无疑。裘善元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十六岁进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求学，后供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是我国著名的碑拓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育部办事员，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会员。1929年至1936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管理主任，1935年调任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工作，1936年至1943年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主任。期间参与交接明清内阁大库、河北巨鹿宋城的发掘、收购堪舆万国全图入藏北平博物馆等重大考古项目和事件。抗战时期，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不顾个人安危主持中央博物院向西内迁工作。后因受下属史久颐盗窃公款连带被收关羁押，在借贷赔还公款后离职，于1944年9月20日在重庆谢世。

 

裘善元生前与鲁迅、傅斯年、容庚等民国大师关系密切，是鲁迅在教育部交往密切的好友。鲁迅的很多碑拓藏品都是经裘善元购入，并且经常与鲁迅互赠拓片。当时其弟裘子亨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督办公署任职，鲁迅常托裘子亨拓碑。这也正好印证了刘国钧在《跋裘元善旧藏汉简》一文中对汉简来源的叙述，即为其弟在宦游西北之地时所得。共四十多件汉简，具体数字尚待考证，并把这批汉简留给了裘善元，成了裘善元的家藏。因为十分珍贵且不轻易示人，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一直到裘善元离世，教育部害怕文物散落遗失，和商承祚、卫聚贤两位商量之后，决定购归国有。1944年裘善元去世后，自裘氏女婿处购得三十件汉简。考虑到这批简牍为西北所出，又正值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亟需充实馆藏，尤其是西北地方资料，为此拨归国立西北图书馆保藏，十月运抵兰州。

 

（二）裘氏原藏汉简来源及其余诸简归属

 

关于裘善元所藏汉简的来源，根据简上记载的内容和地点来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发掘成果的一部分。因被盗而流散四方，虽历经半个多世纪，字迹却清晰如故。这批汉简在简背抑或简端并无中央研究院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居延汉简所见朱砂数字编号，在早期的《居延汉简》中也未见著录，所以推断这批简牍应是在编号之前被盗出。据傅振伦回忆，1931年7月他受任协助马衡、刘复进行居延汉简整理工作，由他负责开箱编号，傅明德以朱砂笔写在简上，登记工作花费四个月完成。所以马先醒根据居延汉简发掘时间和整理时间推断其盗出时间早不过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二十日，晚不过民国二十三年（1923）[2]。

 

原藏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三十件汉简仅是裘善元家藏汉简的一部分，其余归属如下。一：商承祚藏五件，即甲附36、甲附37、甲附38、甲附40、甲附41。但在《居延汉简甲编》序言中言明有六件，在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肆）中言明有五件，为五件无疑。二：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汉简五件，在《甲编》序言中言藏六件，一件系旧藏，另五件为1954年文物局拨交。三：南京博物院藏一件，为1936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移交。四：上海博物馆藏一件，系张珩捐赠。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件。原藏两件，此两件简牍亦藏书家张珩先生旧藏[3]。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第四部中言明有四件，为四件无疑。六：美国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藏四件，此四件原系香港金匮室藏，见《金匮论古综合刊》第一期。原为张珩所藏，得自于裘善元，1936年在南京裘善元处见到，直至1946年于重庆购得，转至香港金匮主人藏，后辗转流落美国以上共计四十八件均出自于裘善元家藏，皆系裘氏处售出。以上汉简中原藏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二十七件、商承祚藏的六件、由商承祚摄影国家博物馆藏的六件、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南京博物院藏的一件，据原物照片，以上计四十一件，皆收入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编》之中，著录号为附1至甲附41。国家博物馆的六件著录为甲附2至甲附6，《甲编》和《居延汉简》关于国家博物馆所藏汉简件数有争议，可能是《甲编》把甲附1也列入了计数；南京博物馆藏的一件著录为甲附7；上号博物馆藏的一件著录为甲附8；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的其中二十七件著录号为甲附9至甲附35；商承祚藏的六件著录号为甲附36至甲附41。在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肆）附录中，台北国家图书馆的三十件、国家博物馆的五件、国家图书馆的四件、上海博物馆的一件，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流落美国的四件。以上计四十五件皆收录其中并附照片。新的编号以所藏机构英文首字母加序列号的形式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的三十件著录为C9至C38；国家博物馆的五件著录为NMC1至NMC5；国家图书馆的四件著录为NLC1至NLC4；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SHM1A和SHM1B；南京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NJM1；原藏金匮室现流落在外的四件仅有图片，并无编号[4]。

 

这批汉简是居延汉简的一部分，在裘善元保藏期间虽未进行深入研究，但他为防止文物流失做出了巨大贡献。裘善元去世后，原藏的四十多简汉简虽散落各处，但大多归藏于公藏单位，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国立西北图书馆时期

 

（一）入藏过程及汉简概况

 

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4年6月1日筹备就绪，刘国钧任馆长，于7月7日抗战7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三十件汉简运抵兰州后，十一月国立西北图书馆为配合兰州市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举办善本图书展览会，展出善本图书、杂志、碑帖、西北方志、地图、乡贤著述、汉简及有关西北问题的书籍一千余种，其中的汉简即为拨交的三十件汉简。这三十件汉简因其历史久远，简牍大多断烂，总三十件，其一无字，其一内容漫漶不清，完好者仅十九枚。分装为八匣，为了便于稽考，刘国钧当时以原匣编号结合简牍内容上的年号、人名或者地名定为简名。无年号、人名、地名之一者，以简端或较清晰二字定为简名。这批简牍内容上的年号可辨者有绥和、甘露、初元、元始、元延等年号，可以断定为这批简牍为汉代之物。从字体来看，或作草书，或作隶书，字体古朴。从简牍内容反映的地名来看，概出土于居延附近，即今之破城子。根据刘国钧的整理研究，这批简牍分装八匣，第一匣五枚，分别是绥和简、元寿简、不足简、居延简、夷門简；第二匣六枚，分别是永光三年简，丧敢简、元始二年简、护脉简、无字简、黄门简；第三匣四枚，分别是再拜简、初元三年简、甘露二年简、建平二年简；第四匣四枚，分别是孙旋简、无字简、毋乐简、皇掾简；第五匣三枚，分别是治作简，肩水简、甲渠简；第六匣三枚，分别是度用简、正月简、吴多简；第七匣两枚，分别是甲渠简、永始五年简；第八匣三枚，分别是第十三隧简、许弘简、年正月简。

 

在《甲编》序言中，言原藏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简牍有二十七件，而在刘国钧文章中则为三十件，马先醒目验过这批简牍云：“为三十简，因其中两简无字，一简有三处字迹，却不可识，即此三简无史料价值，故有谓其中二十七简，或系本此之故”[2]。所以，拨交给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简牍是三十件无疑，只是能清晰辨识且有史料价值的仅有二十七件，即二之五，四之二无字，八之三字迹少，故一般仅言二十七件。

 

（二）存藏期间的研究

 

存藏国立西北图书馆期间，刘国钧作《跋裘元善旧藏汉简》一文发表于1944年《书学》第3期。说明了这批汉简购得的过程、裘氏这批汉简的来源（首次说明裘氏这批汉简是来自其弟）、这批汉简的大致情况以及到馆前的整理情况做了简单说明。主要是朱锦江、卢冀野等人参与释文之役，沈子善拍摄了图片[5]。1944年11月作《馆藏汉简简目》，发表于《西北日报》（西北文化周刊第4期）[6]。对这批汉简的购归、拨交过程再次进行了说明。最重要的是根据装匣顺序对这三十件汉简进行初步编号，根据简文里的人名或地名或年号对简牍进行命名并对其形貌进行详细的描述。这批汉简分装八匣，因为这批汉简为盗出零简，无从知道其出土探方号以及探方内编号。所以刘国钧参照《甲编》的编号规则，采用二段数字方式，中间以“之”字为顿，“之”前数字为匣号，“之”后数字为匣内汉简编号，以右起为计数顺序。对每一件汉简进行编号，如六之三、八之二。对于简牍名称，则根据简文所载或年号、或人名、或地名为名，如：绥和简、孙旋简、肩水简。三者都无则取较清晰的字作为简名，如：度用简。对每一件简牍进行命名的创新之举是这三十件汉简区别于其他汉简的最大特点。此外，首次对这批汉简的断烂、字体清晰程度进行描述。

 

1945年7月作《馆藏汉简初释》，发表于《西北日报》（西北文化周刊第36期）[7]。首先对这批汉简的情况做了介绍，开篇根据简牍内容断定其为居延汉简，为中瑞西北考察团所掘获。在编号方式上，对《馆藏汉简简目》中的汉简编号进行了调整，采用了劳幹的汉简编号方法改“之”为“，”。其次对有字的二十七件汉简逐一进行了释读，主要是根据简牍上所书年代换算成公元纪年，对简牍上的一些边关制度、纪元等进行简单的说明，这是对这批汉简的首次释读，对当时乃至现今的简牍研究有开创先河的意义。

 

这批汉简从1944年秋到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5年6月因经费问题停办，所以这批汉简在馆时间不到一年。刘国钧在此期间发表相关论文三篇，可见对这批汉简的重视。但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我国的居延汉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个别字词比对之后所出的《甲编》和《合校》的释文有诸多讹误之处，但刘国钧的释读仍对后来的这批汉简释文有借鉴意义。刘国钧对这批汉简的研究距离王国维、罗振宇的《流沙坠简》出版是三十年、距离劳幹、余逊的《居延汉简》晒蓝本是八年、距离劳幹《居延汉简》释文之部出版仅一年。在此期间再无大规模的汉简释文工作。所以刘国钧的汉简研究工作是对这批零简的首次整理研究，实属前无古人之举。这批汉简庋藏国立西北图书馆仅一年时间，改拨重庆中央图书馆后后，苏莹辉先生对其进行了再次研究。

 

关于三十件汉简的原始资料，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藏有一册照片集，封面题《居延汉简》，高29.9厘米，广17.2厘米。分类号为（甲）796.9/0.320，馆藏号为189011，钤有“甘肃省图书馆藏书”朱文方印。内有照片10张均为黑底。照片尺寸高19到20厘米不等，宽度6至8厘米不等。经过比对内容，为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的汉简照片无疑。在周余姣、李丽撰写的《刘国钧等人致缪廷梁书札七通考释》一文中提到刘国钧曾致信给缪廷梁的一通手札中提到“宋刊及汉简照片均蒙允惠赐”。根据原文作者考证，用的是国立兰州图书馆的信笺，所以应书写于国立兰州图书馆时期，当时蒋复聪受聘联合国文教组织考察美国图书馆事业，大概在1948年间。即汉简拨交给中央图书馆后，沈子善拍摄了照片，馆长蒋慰堂允诺赠给国立西北图书馆若干古籍和汉简照片。但时值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赴美，所以刘国钧馆长期盼汉简及宋版书早日存藏入国立兰州图书馆，故致函给担任该馆总务主任的缪廷梁，请其予以协助。所这十张照片即为购归国有后沈子善所摄，国立中央图书馆赠给国立西北图书馆的。

 

三、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的去向

 

（一）国立中央图书馆时期

 

1945年国立西北图书馆因经费不足奉令停办后，这批汉简并没有移交给西北师范学院，而是还归教育部。后经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的呈请，改拨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此之前，关于这批汉简的最终归属，还引发了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和中央图书馆蒋复聪馆长之间的汉简之争，最终拨交“中央”馆。由于1946年3月中央图书馆经历了由重庆迁往南京的过程，所以这批汉简最后是经由南京运抵台湾的。

 

在中央图书馆期间，沈子善对这批汉简进行了拍照，苏莹辉作《中央图书馆所藏汉简中的新史料》，发表于《大陆杂志》1950年第3期[8]。众所周知，苏莹辉是敦煌学大家，对出土的新史料非常重视，所以对这批汉简资料的喜爱溢于言表。他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之前，应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之邀曾在敦煌研究院和国立西北图书馆任职。1944年至1945年在国立西北图书馆期间，正值三十件汉简在甘，并且和夏作民誊录过汉简全文并装匣保存，所以他对三十件汉简非常熟悉。他在文中对三十件汉简拨交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三十件汉简的情况做了交代。阐述了汉简的补史作用以及这批汉简拨交入藏中央图书馆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择其较清晰者，进行了释读。文中的汉简编号沿袭了刘国钧《馆藏汉简初释》里的编号。采用二段数字方式，中间以“，”字为顿，“，”前数字为匣号，“，”后数字为匣内汉简编号，以右起为计数顺序。选取《一，四》《七，一》《五，三》《五，二》《六，三》《二，六》《三，三》《三，二》《二，一》《七，二》《二，三》《三，四》《六，二》这十三件汉简进行释读并作注解，选取的汉简多为年号清晰且字体多者。对汉简进行详细的文献描述，如断烂情况、字体书法。对于简中涉及的干支时日、重要地名、职官人物、专门术语进行解释。最重要的是根据简中内容对这批汉简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如分为封检、名籍、历书等。苏莹辉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继承了原有的汉简释文和汉简编号，创新性的对这批汉简进行了初步的分类。

 

根据苏莹辉的研究，三十件汉简在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后，匣号和匣内汉简顺序与国立西北图书馆时的情况无异。编号也沿袭了刘国钧的编号方式。1948年12月20日，南京解放前，国立中央图书馆部分馆员携带馆内13万册藏书，乘海军“中鼎”轮抵达台湾。所以三十件汉简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存藏时间大概是在1946至1949年期间。

 

（二）台北国家图书馆期间

 

原藏于中央图书馆的13余万册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汉简、手札、甲骨古器物等精选的珍贵古籍文物被运抵台湾后，稍作整理。于1954年复馆，蒋复聪仍任馆长，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所以台北的中央图书馆应是现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入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后，马先醒对三十件汉简进行了首次整理，作《裘善元归藏汉简之形制、内容及其有关诸问题》[2]。文中对裘善元原藏汉简来源问题、这批汉简的数量几何、这批汉简的编号释文、这批汉简的特色、尺寸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探讨与描述。关于裘氏名字问题，他认为根据各家记载，应为裘善元；关于裘氏原藏汉简的来源，他认为出于居延为不争之论，但裘氏以何途径所得有待商榷。关于这批汉简现世时间进行了推断，为汉简发掘之后，编号之前，即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三年之间。关于这批汉简的数量，马氏目验原简，为三十件无疑。关于关于这批汉简的编号，他根据苏莹辉文中所写编号，认为其只是采用了劳幹居延汉简的编号方式，以匣为探方号，但事实上，这批汉简的原始编号首创于刘国钧。马氏编号与苏莹辉和刘国钧的编号有所出入，概因为这批汉简在运送途中，匣号错乱所致。即原第三匣被视为第八匣，原第四匣被视为第三匣、第六匣被视为第四匣、第八匣被视为第六匣。马先醒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重新释读了有字的二十七件汉简，并且将三十件汉简的尺寸详附其后。让世人第一次对这批汉简的尺寸有了直观的了解。

 

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期间，对三十件汉简的再次整理出版是在2017年《居延汉简》（肆）的出版。为了进一步推进居延汉简整理研究，史语所于2012年成立简牍整理小组，2013年开始释读工作。以2003年完成的居延汉简新释文为底本，参照《甲乙编》、《合校》以及晒蓝本底本释文，吸取新的校改成果，运用最先进的拍摄技术，对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于额济纳河流域烽燧遗址发掘、现存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汉简及其他文物，包括台湾国家图书馆裘善元原藏的三十件汉简，共计14081件。原藏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三十件汉简连同裘善元原藏的其他汉简被收录于《居延汉简》第四册中。以各收藏机构英文首字母为汉简编号前段，后断数字顺序为各机构汉简顺序号，如国家博物馆的五件著录为NMC1至NMC5；国家图书馆的四件著录为NLC1至NLC4；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SHM1A和SHM1B；南京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NJM1。原藏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三十件编号为C9至C38，C为中央图书馆机构编号首字母，后面的数字沿袭《甲乙编》的数字编号，唯一不同的是，C36至C38为无字的三件汉简，此前没有公开收录过，为首次刊发[4]。

 

《居延汉简》是对居延汉简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整理，是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无论在拍摄技术上还是在简文释读方面都具有重大突破。也是收录居延汉简最为全面、数量最多的专著。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全面揭示了三十件汉简的内容与形貌。

 

原藏国立西北图书馆三十件简牍的具体情况，总三十简，虽大多断烂，但形制较为整齐，残缺不见者较少。除二之五，四之二无字，八之三字迹少外，其余皆有字，且字迹多者占半数以上。两面有字者计又有七件，即甲附9、甲附10、甲附11、甲附12、甲附13、甲附14、甲附17，马先醒根据实物所见，推测有八件，甚至九件两面有字，当然两面有字史料价值较单面有字更高，字多者较字少者价值高。观裘善元旧藏的这批汉简形制都较为齐整，字迹较多，可见盗出这批汉简的人比较有经验，经过挑选才盗出这批汉简。从长度来看，这三十件汉简中有半数长度在23厘米左右，宽度相差较大，最宽达到3.2厘米，最窄为0.8厘米，但半数以上的宽度均在1至1.5厘米之间。根据劳幹的说法，最普通的汉简大约长至23厘米左右，宽1至1.5厘米。所以这批汉简符合汉简的标准形制，也是盗出者挑选较为齐整的汉简进行买卖。从时间看，这批汉简时间跨度上至元康元年，下至元始五年，有精确黄帝纪年的就达九件，补充了居延汉简的编年，便于今后的纪年以及改元研究。从内容看，既有出入关津的符券、邮传的邮书封检、又有上报上级官府的簿籍类文书、爰书，买卖官服的债书等，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和居延汉简一起全景展现了边关军事原貌，为研究汉代的官制、屯戍制度提供了原始资料。这三十件汉简至今已有千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世，颠沛流离，辗转各处。从居延出发，到达京师，期间重回西北故土，南下渝州，最后，漂洋过海，存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它是书于竹帛年代的见证物，是真正的刀笔刻划，在一笔一划间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传承者中华民族的文明，与众多古籍文物一起，赓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

[1]甘肃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馆史[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6：23.

[2]马先醒.裘善元归藏汉简之形制、内容及其有关诸问题[J].简牍学报，1975（3）:1-12.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06-107.

[4]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編著.《居延汉简》（肆）[J].台北:中研院史語所，2017：2.

[5]刘国钧.跋裘元善旧藏汉简[J].书学，1944（3）:2.

[6]刘国钧.馆藏汉简简目[N].西北日报，1944-11-28(4)。

[7]刘国钧.馆藏汉简初释[N].西北日报36期，1945-7-31(36)。

[8]苏莹辉.中央图书馆所藏汉简中的新史料[J].大陆杂志，1950（3）:90-92.

 

本文系甘肃省图书馆2021年馆立科研项目（立项号为GT2021-03）。

 

作者简介：杜鹏姣（1989-），女，汉族，甘肃白银人，甘肃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西北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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