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钢铁企业每年要从澳大利亚进口近5亿吨铁矿石、从巴西进口近3亿吨铁矿石，这两个南半球国家占据了中国每年铁矿石总进口量的80%份额，中国钢厂通常把它们叫做主流进口渠道。

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矿业市场研究团队围绕部分能源和矿产资源初级产品的定价机制进行梳理研究，并形成系列文章。“矿业界”公众号陆续刊发，敬请垂注。

此为本系列第六篇。前五篇详见（点击题目可查看）

二是铁矿石普氏指数和MBIO指数是当前国际上主流的指数定价机制。当前，国际权威主流的两种铁矿石价格指数分别是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和金属导报的MBIO（MB Iron Ore Index）指数。普氏指数目前包括对62%铁含量和63.5%/63%铁含量品位、高品位65%和低品位58%铁含量的统一价格评估，以及每日对铁矿石（60%-63.5%铁含量）每1%铁含量差价的报告。MBIO指数采集了钢厂、铁矿石供应商和贸易企业三方面的价格和成交数据，排除异常数据，对不同产地、不同品位、不同港口的成交数据进行科学计算而成。

三是国际铁矿石价格直接影响因素是供需关系，同时受各国政策、“黑天鹅”事件和国际宏观经济状况影响。回顾2008年至今铁矿石价格变化，铁矿石价格几次大跌分别为：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萎靡；2010年，由于中国与铁矿石“三巨头”长协谈判破裂，导致长协矿价格走低；2013-2015年，全球矿业巨头不断扩产，铁矿石供应严重过剩，而中国作为消费大国矿石需求不振，供需矛盾突出，钢贸商普遍出现资金链断裂，引爆信贷危机，钢厂资金压力明显，为控制成本，对原料打压明显；2021年7月以来，受政策的影响，我国钢铁产量不断缩减，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大幅缩减。而铁矿石几次大涨原因分别为：铁矿石作为大宗原材料商品之一，亦容易受到美元走势影响，美国实行多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推高铁矿石价格；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铁矿石供应大幅减少，铁矿石价格一度拔高；随后在2021年上半年，疫情影响淡化，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铁矿石需求量大大增强，价格大涨。

一是全球铁矿石资源和产能分布集中，重要资源国占据资源禀赋、产量和成本优势。根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2021年全球铁矿石储量1643亿吨，主要分布在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等，储量分别为337亿吨、294亿吨、237亿吨、168亿吨和109亿吨，五国合计占总储量比重约70%。2020年全球铁矿石产量达到24亿吨，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五国，全球占比分别为37.5%、16.7%、9.6%、14.2%和4.0%，合计达82%。根据Govern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数据，2020年CFR现金成本前五的国家为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俄罗斯，其CFR现金成本分别为26.7美元/吨、34.5美元/吨、36.0美元/吨、48.6美元/吨、60.0美元/吨。澳大利亚、巴西凭借丰富的铁矿石储量、产量以及成本优势，主导了全球铁矿石供给市场，对全球铁矿石定价影响力较大。

三是亚洲为全球铁矿石消费量最大地区，但议价能力弱。根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19年全球铁矿石 表观消费量23.16亿吨，亚洲地区达17.4亿吨，占比75.2%。其中，中国作为铁矿石表观消费量最大国家，消费12.96亿吨，占比56.0%；印度2.04亿吨，占比8.8%；日本1.20亿吨，占比5.2%。消费端分散的钢铁企业面对集中的上游供应商，缺乏规模、信息和经验优势，谈判议价能力弱。

一是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实业控股和发布定价指数，进而影响价格。国际投行和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掌握大量的金融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取得了支配信贷的垄断性地位。无论是铁矿石四大巨头还是普氏指数，都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控制。发布普氏指数的普氏能源资讯是标普全球（S&P Global）的下属机构，根据wind资料，标普全球的第一大股东为先锋集团（8.69%），第二大股东为黑石集团（7.82%）。同时，铁矿石四大巨头的股东中也有这两个金融资本的身影。如此来看，无论是长协定价或指数定价，其背后的决定力量都是以先锋和黑石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

二是新加坡交易所（SGX）是全球流动性最高的铁矿石交易平台，交易价格是铁矿石定价的重要参考。新交所系2009年推出全球第一份铁矿石柜台交易（OTC）掉期结算合约；2013年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以TSI公司铁矿石指数进行结算；2017年推出新交所铁矿石期货指数，这是一套基于新交所TSI铁矿石CFR中国（62%铁粉）指数期货计算出来的反向杠杆指数，该指数系列由两个总回报指数组成，以美元计价的新交所铁矿石期货为基础，是国际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期货交易价格指数。

一是我国铁矿资源禀赋差，开采成本高。我国铁矿储量位列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之后，居世界第四位，占比6.6%。我国铁矿石资源呈现矿石类型复杂、伴生组分多等特征，导致国内铁矿开采难度较大、选矿成本高、生产效率低。根据USGS统计，2020年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为46.6%，而中国仅为34.5%，远低于全球平均品位，且2020年中国CFR现金成本为82.8美元/吨，远高于重要铁矿石资源国。

二是我国国内铁矿石产量占比逐年下降。2010年以来，我国铁矿石产量急剧减少并持续下行，至2017年才开始逐渐回升。2010年至2021年期间，我国自产铁矿石同比除个别年份外，均为负值。整体来看，2010年后国内铁矿石供给占比已不占据主导，占比从2001年的61.7%降低至2021年的16.0%。

三是我国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主要进口国为澳大利亚和巴西。近二十年来，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大幅提升，占全球总进口量比重从2001年的18.5%增长至2021年的71.0%，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自2010年起，进口铁矿石成为我国铁资源供给的最主要组分，2016年进口铁矿石占比创历史新高达83.2%。2016年至2020年，连续5年进口量超过10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八成以上，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0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8.78亿吨，我国占全球产量56.7%。但由于我国钢铁行业生产集中度相对较低，钢企在铁矿石定价上处于劣势。2018年，日本、美国、韩国前三家钢企产量占本国总产量分别为79.8%、54.0%、93.2%，而同期中国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CR10)仅为35.3%，在铁矿石定价中处于劣势。

近二十年来，我国废钢资源量从2001年4213万吨快速增长至2021年27250万吨，涨幅达546.8%。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测算，2018年我国废钢对62%铁精粉替代率为1.5。2021年我国废钢资源产量约2.73亿吨，相当于少进口了62%铁精粉4.1亿吨，约为实际进口的铁矿石11.2亿吨的36.6%。根据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国内年产废钢资源量达到3亿吨。据此计算，可替代进口62%铁精粉4.5亿吨，预计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可降至70%以下。因此，增加废钢供应对于保障能源资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意义重大。

我国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交易规模巨大，但价格影响力不及新交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于2013年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2018年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自2018年以来，我国大商所铁矿石期货成交量位列世界第一，是第二大铁矿石衍生品市场——新交所成交量的20多倍。据高盛分析，尽管新交所交易规模更低，但比大商所价格影响力更强，其铁矿石每日价格变化持续引导大商所价格。相比大商所，在新交所的机构投资者多，个人投机者少，产品选择多，每年12个月的主力合约均在新交所交易。

可以说，目前澳大利亚和巴西控制了我国钢铁工业的“粮食”，澳大利亚作为“五眼联盟”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和英国坚定追随者，如果中美或中澳关系恶化，出现澳大利亚铁矿石断供，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朝鲜铁矿石探明储量100亿吨

中国辽宁省的铁矿石储量排在国内第一位，而与辽宁山水相依的朝鲜铁矿石储藏量也非常丰富，铁矿石探明储量100亿吨以上，主要有磁铁、褐铁和赤铁。且多分布于地表层，易于开采。储量接近世界前十位。

二、蒙古国铁矿石探明储量20亿吨

蒙古的铁矿资源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其中以色楞格省和中央省的巴彦洪戈尔铁矿带最为重要。这里有3个大型铁矿床。图木尔泰铁矿目前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2.3亿吨，平均品位51%~54%。巴彦戈尔铁矿有矿石储量1.1亿吨，平均品位52%。托木尔-托洛戈依铁矿，矿石储量2000万吨，平均品位52%~57%。

三、哈萨克斯坦铁矿石探明储量166亿吨

哈萨克斯坦可以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其中，铁矿石预估储量约166亿吨，占2020年全球粗铁矿石储量的约9.2%，在全球排名第五。更重要的是，这些铁矿不仅易于开采，而且大多数都是富铁矿，含铁量甚至可以达到65%。哈萨克斯坦还有超过6亿吨的钢铁原材料锰矿，总储量位居亚洲第一。

2021年中国累计从哈萨克斯坦进口铁矿石500万吨，今年由于该国发生内乱，1-3月从霍尔果斯口岸进口的铁矿石产品仅为19.7万吨。相比中国每年10亿吨的进口量，确实微乎其微。

四、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铁矿石探明储量100亿吨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中亚最大的铁矿，但因资金和销路问题尚未开发，杰吉姆套铁矿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铁矿，也是中亚地区第一大铁矿。据前苏联相关资料显示，该铁矿位于海拔2,000~4,000米的天山山脉，探明储量21.58亿吨，资源量57亿吨。

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铁矿石探明储量40亿吨

六、老挝铁矿石探明储量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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