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纳税的意义(纳税的意义和制定)

2023-04-11 07:38分类：涨停研究阅读：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关键，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定位决定了它必须要不断发展技术创新，引领整个产业链发展，为此国家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许多的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手段，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总的来说，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效率有两种作用效果，一方面企业所得税优惠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提高企业的研发意愿，从而提高创新发展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也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发现税收优惠能够显著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等；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激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最终可能对企业的创新发展产生反向抑制作用。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创新，而税收优惠对其产生抑制作用等。

一、产生正向激励作用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效率产生正向激励作用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减轻税收负担

企业所得税优惠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国家通过减少税收收入，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企业，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研发创新压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最主要的就是企业收入，而企业维持日常运营也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包括人才招聘和员工的支出。

由于这个原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决定了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投入的强度以及未来创新发展的趋势，而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尤其是在可支配收入方面有了足够的保障，从而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进一步提高创新发展效率。因此，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收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税收负担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税收风险，国家通过制定各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来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从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税收负担的减轻可以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二是纳税成本，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通过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设备加速折旧以及税率优惠，税额减免优惠等，使得企业可以少缴纳企业所得税，进而使研发成本降本。

（2）增加研发投入

第一，企业要进行创新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研发投入，它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企业的研发投入可以包括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只有充足的研发投入，才可能保证研发活动的顺利进行，进而提高产出。

在企业整个创新发展的过程，都离不开投入，一旦投入不足，就可能导致研发中断或者失败，那么企业的创新发展效率就无从谈起。而政府制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一难题，通过税款的优惠刺激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增加，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持续运行，进而提高创新发展效率。

第二，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决定了企业的产出水平。在正常企业运营和市场运行的情况下，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的，即企业的投入越多，投入水平越高，产出也相对也越多，质量也相对较好，那么企业的创新效率就会随之提高，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就能够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而提高创新发展效率。除此之外，企业投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得企业获得更好的优质资源和平台，融资渠道也相对多样化，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

第三，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可以使企业的整个创新发展活动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企业所得税优惠可以使企业节省成本，减免的税收可以继续支配，去进行研发投入创新，包括更新研发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等，而企业的投入越多，所享受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就越大，由此形成一个好的循环，那么随之而来的企业创新发展效率也得到提高。

（3）提高研发意愿

第一，企业所得税优惠能够矫正创新活动带来的外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活动本身具有外部性，而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而市场失灵很难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进行扭转。因此需要政府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社会供给，以此满足社会需求，矫正创新的正外部性，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意愿，从而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效率。

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创新，得到研发产出之后，不仅利于自身的发展经营，提高核心竞争力，获得市场占有额，而且也可以通过转让专利技术获得高额收益。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对企业转让技术所得也进行了税收优惠，因此能够促进企业重视创新，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意愿。

二、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刺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创新发展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会使企业增加操纵行为对创新发展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首先，企业所得税优惠是一种给企业让利的方式，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效率的提高。

然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些企业可能会故意增加研发费用支出，来达到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标准，但其实质没有任何有效的创新产业，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不合理利用，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效率。

最后，诸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能够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减轻负担，但同时也容易造成部分企业逃、避税行为，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避税，钻政策的漏洞。这不仅给国家税收征管方面带来了困难，增加了征管成本，也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效率的提高，也即对创新发展效率产生反向抑制作用。

三、企业所得税优惠激励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1）股权性质异质性

从企业性质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可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企业股权性质的不同会使企业各方面的发展产生差异。因此，论文将通过异质性分析来研究税收优惠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是否小于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他们以自身的盈利为目的，他们进行研发创新更多的是追求创新所带来的高额收益和回报，通过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为其创造收益，提供不断的发展动能，所以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其创新发展效率的提升具有激励作用。

国有企业的法人主要是国家机构、事业单位、科研所等，虽然他们不一定都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融资条件、经营管理方面可能存在优势，对政策的响应度更快更积极，因此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国有企业的创新也有激励作用。但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除了要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还需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充当政府助手的角色。

比如，在研发创新方面，国有企业不仅要通过创新获得收益，还可能需要承担国家安排的在一些特殊领域的研发创新。相反，非国有企业只需要追求自身的长期高额收益，为了使公司能够长远发展，企业管理者就可能会主动增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来研究财税政策对不同股权所有的企业产生的影响，发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都能促进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效率，而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要弱于非国有企业。

（2）行业属性异质性

从行业层面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有新一代技术产业，高端设备制造业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和相关服务业九大领域。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每个行业的创新发展效率的激励效应是不同的，主要是由于每个行业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力度不同，激励效应会存在差异性。此外，每个行业的发展现状不同，不同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有差异的，相对应的产业内规模、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都是不同的。

有些行业处在初级阶段，如数字创意产业、生物产业等，这些行业的整体发展还是刚起步，自身规模也相对较小；有些行业已经处于发展的成长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设备制造业等，这类行业创新研发活跃，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各项技术也相对成熟，配套管理机制也较为完善。

同时，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进行研发创新时所需要投入的力度也是不同的。一些企业像数字创意产业，可能只需要很少的投入就能得到创新产出，创新成果转化率较高。但一些企业如高端设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这些，他们在进行前期研发投入时需要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而且研发周期相对较长，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

因此，行业的差异性也会使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创新发展效率的提升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基于到样本量大小的考虑，只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为五大类，高端设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合并）进行异质性分析。

标题：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抑制还是抬升？

作者：郭玲汪洋陈恩霖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

刊期：《财政科学》2022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具体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高纳税声誉有助于减轻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其中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影响不显著。影响机制表明，高纳税声誉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度，增加了企业税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则降低了税负水平，且减税幅度高于增税幅度。异质性检验说明，高纳税声誉对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研究企业税负诱致因素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也为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构建现代财税体制提供启示。

关键词：纳税信用评级纳税声誉企业税负双重差分法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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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引言

现阶段，我国处于提质增效的转轨期，税收增幅乏力，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激增。为冲破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党中央明确“降低宏观税负”的指向，出台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减轻企业微观主体的税负为着眼点，助推其加速进入“减负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21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8.6万亿元。其中，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预计超过1万亿元，宏观税负由2012年的18.7%预计降至2021年的15.2%左右。为支持新冠疫情防控，2020年国务院先后实施了7批28项减税降费的措施，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持续释放税收福利，助力企业恢复市场活力。为了让减税的政策红利普惠于多数企业，税收征管水平不断提高，但逃避税等违法现象仍然屡见不鲜。2021年，税务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一批重大偷逃税案件，其中涉嫌虚开骗税企业44万户，征管形势依然严峻。

在经济合作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信用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诚信建设”的要求，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出台与之契合，也为改善税收征管环境创造条件。我国企业整体纳税信用状况持续向好，从评级分布看，以2021年为例，A级企业占比较上年提高2.4%，B级和M级企业占比提高10.37%，C级和D级企业占比较去年降低0.34%。从评级修复看，纠错机制实施以来，约70万户企业实现了评定档次“升级”，在2019年到2020年的评价中，有近6万户企业得益于信用修复机制升至A级。显而易见，纳税信用评级能够积极引导企业诚信纳税，但其能否契合减税降费的宏观指向仍需探讨。基于此，为全面构建信用体系、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探究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效果极具现实意义。

税收既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来源，又是政府引导企业生产行为的重要工具，备受学界关注。自2013年后，我国实行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引导税收增长放缓。部分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税负并不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存在轻重不均的问题，根源在于税制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企税重、个税轻”，在国民收入循环中“上游重、下游轻”（吕冰洋等，2020）。微观层面多以企业税负的探讨为主，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一类是从经济竞争入手，认为企业税负会引发经济利益的折损，当地经济竞争越激烈，辖区内企业的实际税负越低，相应地，企业面临不同税负强度时，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会存在差异（詹新宇和王一欢，2020）。另一类则关注财政制度，研究指出，企业税负与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有关，受税收“竞争”和 “攫取”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层级越低，其控制的企业税负越高，比如地方国企税负高于央企（刘骏和刘峰，2014）。此外，企业税负还直接受税收政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营改增”作为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举措，贯通增值税链条，强调进项抵扣，有效降低企业税负（董根泰，2016；谢获宝等，2020）。

税负的高低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税收征管水平同样重要。一般而言，征管力度的加强，既能遏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将“该收的收上来”，又能确保其落实优惠政策，将“该减的减下去”，进而实现提高纳税遵从和优化服务的双重目标（李艳等，2020）。传统的征税理念认为，当面临税务机关威慑时，企业才会履行纳税义务，忽视了纳税人遵从意愿因素的存在。对此，纳税信用评级以其“柔性”特征实现对传统强制征管的“补充效应”（谷成和于杨，2018；孙雪娇等，2019）。目前，学界对纳税信用评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税收遵从和声誉效应两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纳税信用等级可以充当衡量税收遵从度的指标，在“联合惩戒”阶段能提升税收遵从度，但在“惩戒-激励”并行阶段的促进效果更强，且从异质性看，对名义税率和历史逃税水平较高的企业，以及位于低征管力度和低税收道德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陶东杰等，2019；李建军、范源源，2020）。还有部分学者发现，相较于传统征管的“约束效应”，纳税信用评级通过提高企业声誉凸显“激励效应”，A级名单的披露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提高绩效、增加研发投入、扩大信贷融资规模等（孙红莉和雷根强，2019；窦程强等，2020）。

综上所述，纳税信用评级和企业税负研究成果颇丰，但多数文献忽视了在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下，税收遵从和优惠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似乎是一对矛盾体，且缺乏对两者间关系的直接探究。有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准自然实验，考虑企业性质和规模的异质性，探究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同时，进一步通过税收遵从、直接税收优惠及间接税盾效应等机制变量揭示具体的影响路径，在“此增彼减”的关系中探究整体税负的变化全貌，以期为制定精准有效的税改方案提供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纳税声誉与企业税负

税收在现代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职能，是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公共-私人”配置博弈的结果，其职能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税收机关的征管水平。随着征税理念由“遏制逃税”转向“规范纳税”，“提升遵从、优化服务”的双重目标成为税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0号）和《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8号），设置了纳税评级指标和方法，利用“好名声”激励企业规范缴税，同时评定周期由两年变为一年，依据上拓展至内外部和企业信用历史信息，方法上依靠管理系统的数据自动评判得分。

此外，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分步展开，“柔中带强”的征管模式强调“高纳税声誉”来释放政策红利。2015-2016年为以“联合惩戒”为主的第一阶段，注重防控税收违法行为，减少纳税规避，此阶段可能增加企业税负，压缩减税降费的空间；2016年7月起为联合“惩戒-激励”并行阶段，注重优化纳税服务，落实优惠政策，强调高纳税声誉的激励效应，譬如，从税收服务、资金运用等多方面给予A级企业多达41项的政策优惠，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税收负担。基于上述潜在的逻辑，纳税信用评级秉持以“扬善”为主，辅之以“惩恶”的理念实施“A级奖励”的征管方式，虽对企业整体税负的变化有双重影响，但考虑到“好声誉”激励的特质，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高纳税声誉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水平，契合“减税”目标。

（二）纳税声誉影响企业税负的路径

税收征管是保障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础，既要完成“提升纳税遵从”的首要目标，也应满足“落实税收优惠”的衍生目标（樊勇、李昊楠，2020），纳税信用评级也不例外。随着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纳税信用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产，国税总局主动披露A级纳税人名单，向外界传递该类企业高声誉的信息。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内源动力还是外在压力，纳税声誉通过税收遵从和税收优惠两条路径，对企业税负产生“增减交替”的影响。

高纳税声誉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利用“约束效应”促进“应收尽收”，可能起“增税”效果。一般而言，避税活动会诱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不一致会产生代理冲突，挤出生产性活动，造成企业“罚金”和“信誉”的双损失。纳税信用评级树立A级企业高声誉的社会形象，这种光环效应可作为非市场竞争战略，帮助企业获取声誉资本。高声誉企业被附加更多的社会责任，聚焦各界目光，一旦存在税收失当行为，会被无限放大和迅速传播，这种外在压力震慑企业减少避税，提高纳税遵从度。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高纳税声誉有助于提高税收遵从，进而提高企业的税负水平。

高纳税声誉通过落实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利用“激励效应”促进“应享尽享”，可能起“减税”效果。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种信用工具，可以发挥声誉效应，通过“信誉担保”给予企业系列政策红利（马德功等，2019）。

在直接优惠中，高声誉企业通过直接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税负。企业若进入A级纳税名单，能享受更高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A级企业享受增量留抵退税政策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以上是成为退税商店的条件之一等。同时，政府拥有利润的征税权，可视为企业隐性的股东，“股东特性”促使政府关注优惠措施的落实，保障企业享受应得的红利（Desai et al.，2007）。

在间接优惠中，高声誉企业通过间接的税盾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创新合作，通过开展“银税互动”实现“纳税信用”与“融资信用”的无缝对接。税务机关将A级企业名单推送给银行，提升其信贷可得性，且基于利息的“税盾效应”，为高纳税声誉企业创造利用信贷利息进行节税的空间（孙雪娇等，2019），起到减税效果。由此，提出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高纳税声誉有助于企业获得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进而减轻企业的税负水平。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1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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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即税收中的纳税人的执行过程，就是根据国家各种税法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率，把集体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缴纳给国家，合法纳税是中国公民的义务。

教师资格证政治考试大纲目标要求：

1.识记税收的含义、基本特征及种类；

2.理解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点、作用；

3.理解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偷税、欠税、骗税、抗税是违法行为。

一、税收的基本信息

1.税法的概念：它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就是税收利益的分配。

2.税收的本质：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税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税收具有非直接偿还性(无偿性)、强制义务性(强制性)、法定规范性(固定性)。

3.税收的产生：税收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物质前提是社会有剩余产品，社会前提是有经济化的公共需要，经济前提是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上层条件是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中国的税收是公元前594春秋时代鲁宣公实行"初税亩"从而确立土地私有制时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