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新闻网11月1日讯（福州日报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林捷 许琳晶 丁林怡）“资本赋能，扬帆蓝海”——马尾区企业上市之路论坛8日在福州·马尾基金小镇举办。多位专家、企业家代表参会，他们聚焦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对企业关注的热门话题展开探讨，为企业寻觅上市发展之路。

马尾区有关负责人说，马尾有着“千年古港”的美誉，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重要节点，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禀赋，形成了远洋捕捞、冷冻冷藏、对台贸易、水产加工等完整产业链。马尾口岸年进口水产品22万吨，我国远洋渔业捕捞鱼货40%以上通过马尾销往全国，马尾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水产品入境口岸和我国远洋渔业最大集散地之一。

在此次论坛上，专家围绕“水产品深加工、远洋捕捞及冷链物流行业发展”进行了主旨演讲，他们为马尾海洋经济把脉，助推马尾成为福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在论坛现场，马尾区政府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未来将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融资、金融配套服务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合作，服务马尾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马尾已有11家境内上市公司，占全市的1/4。福州·马尾基金小镇已注册111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和251只公司型、合伙型私募基金，基金管理规模1444.2亿元，累计纳税总额2.56亿元，成为福建省管理私募基金规模最大的区域。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马尾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服务马尾区海洋产业发展，助力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成功上市。”马尾区有关负责人说，举办本次论坛旨在为海洋相关产业企业提供科技金融服务，助力优质企业上市发展，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共赢。

论坛由马尾区人民政府主办，兴业证券福州分公司、福州市马尾区基金小镇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经济技术开发区办事处协办。

本报记者 殷高峰

在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趋势下，*ST西域在2021年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ST西域4月27日发布的2021年年度业绩报告称，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49亿元，同比增加191.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695万元，实现扭亏为盈。去年同期亏损4325.66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刚一实现扭亏，就对投资者进行分红回报。根据公告，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对于公司今年实现扭亏为盈，*ST西域表示，2021年上半年，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快速提高，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内旅游业迎来稳步复苏，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2.81万元，创历史新高，超过疫情前2019年同期利润水平。不过，下半年国内疫情出现多点散发、跨省旅游熔断机制，对三季度、四季度业绩影响较大。

*ST西域称，旅游业恢复发展进程与疫情形势息息相关，疫情仍将是影响旅游复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复苏向上的进程不会停止，创新发展的势头不会减弱，优质文化产品和旅游服务供给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旅游行业在政策支持和疫情形势转好背景下有望获得更加强劲的复苏动能，未来疫情结束后，行业有望实现回暖并呈现加速增长趋势。

*ST西域表示，公司是位处新疆的第一家旅游类上市公司，新疆拥有世界一流的旅游资源，新疆幅员辽阔、地形多样，自然景观神奇美丽，人文景观蜚声中外，浩瀚沙漠、苍茫戈壁、葱郁绿洲、广袤草原、逶迤雪山、湛蓝湖泊、丝路古道、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是我国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来，新疆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推动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新疆是个好地方”整体形象全面打响，新疆旅游的吸引力明显增强。新疆旅游自然资源丰富、异域风情独特，成为更加热门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ST西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不可避免会对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针对疫情过后人们对旅游安全健康的更高关注，适应卫生防控新需要，把握和适应疫情防控中旅游消费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根据疫后市场变化和群众文化生活需求，公司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调整和优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供，逐步恢复旅游消费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加强旅游产品创新，拓展新业态，延长产业链，立足天山天池旅游资源品牌，因地制宜打造生态、文化、休闲、康养、美食、自驾、民俗、运动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品牌，精心设计体现特色、精细精美的旅游产品，鼓励和引导旅游产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展望未来，*ST西域表示，公司将立足旅游主业，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平台优势，加快推动公司健康发展，着眼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旅游资源战略布局，依托天山天池品牌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优化旅游业务布局，丰富公司的业态，选择具备独有特色、互补作用的优质产业项目，通过积极开发新市场，培育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形成规模化和带动化效应，提升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将公司打造成为新疆龙头、西部领先、全国知名的旅游综合服务企业。

（编辑 张明富）

​导语：

提到丝绸之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西汉时期张骞出塞的故事。张骞带着中土的各种商品，从长安出发，借道匈奴前往西域，从而达成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商品贸易活动，张骞将丝绸、陶瓷、茶叶等工艺品从中土带出去，从西域引进石榴、汗血宝马、葡萄等产品。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西域诸国之间产生商品交易的记录。也正因为如此，张骞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甚至有人称他为东方哥伦布。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此出现，中西方之间的商品贸易活动，也初见端倪。

丝绸之路的通道，是商品贸易的根本，唐朝保证了畅通。

要想和西方进行正常贸易，就必须要有一条正常贸易的通道。在汉朝，丝绸之路的要塞，必须要经过匈奴人的领地。

• 汉朝时期：

正是因为西汉时期的都城在长安，更加靠近北方，张骞才有机会深入接触到这条路。按照张骞所走的路，那就必须要借道匈奴。

我们知道，张骞、苏武等等都曾经被匈奴人刁难过。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人的打击，在某个方面，其实也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後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

可是如果道路一直掌握在对方的手里，对于丝绸之路的发展，始终是有弊端的。毕竟商品贸易的根本，其实就在于货物的流通，而货物流通所以靠的，便是丝绸之路的这条通道。

在汉朝曾经多次对西域地区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可是由于没有彻底解决匈奴的问题，所以一再被匈奴人截断。当时匈奴人把这条路当成了自己的财富之路，只要汉朝的商队通过，那就是他们饱餐一顿的好时机。

所以整个汉朝时期，都没有做好畅通无阻地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到了唐朝时期，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唐朝皇帝直接打通了中土到西域的这条通道，牢牢控制住了新疆以及中亚地区。

一方面使得唐朝成为了版图庞大的帝国，另一方面，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唐朝时期已经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了唐朝和临近中亚国家的版图，可见当时的贸易已经相当频繁。

唐朝宰相贾躭的记载，使得我们对丝绸之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贾躭这个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出名，不过当时唐朝和中亚国家的版图就是他所描绘出来的，由此可见，他不仅仅是有宰府之才，更有强大的地理知识背景。

• 唐朝时期：

可是贾躭在一篇文章中所描绘的景象，却让我们有些大跌眼镜。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所谓的丝绸之路，那就是中土王朝为了推销丝绸、茶叶这些商品到西方，从而开辟的这么一条道路。

一曰营州入安东道, 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 五曰安西入西域道, 六曰安南通天竺道, 七曰广州通海夷道。---《皇华四达记》

而在贾躭《皇华四达记》的描述当中，我们发现，这条路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贾躭的描述中清清楚楚地表明，这些路是其他国家向中土大唐朝贡的路。

这就比较有意思的，因为这些国家想要到中土大唐来朝贡，所以开辟了一系列的通道进入大唐。中土王朝压根就没有为卖出商品而发愁，反倒是他们前来朝贡的道路比较艰难所以才会发愁。

当然了，如果没有早先丝绸之路的开辟，这些国家的使者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能够找到前往中土的通道。

明朝初期的海外贸易，压根就不在国库收入的考虑范围之内。

丝绸之路的开辟，无疑是方便了民间贸易的往来。唐朝时期，虽然官方给出的丝绸之路说法是海外夷国朝贡之路，可不能否认海外夷国的商人和中土商人之间的贸易。

• 明朝时期：

尤其是到了明朝时期，大量海外商人会从本国运送商品到明朝境内贩卖，那么当时的明朝统治者们，对这件事是持什么态度的呢？

凡海外诸国入贡, 有附私物者, 悉免其税。---《明太祖实录》

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当时高丽国前来进贡，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跟随高丽使者一同前来的还有高丽国的商人，他们夹带了大量商品在明朝境内贩卖。

那就有大臣表示不满了，他们向朱元璋申请，希望能够对这些人带来的商品征税。长此以往下去，那国内的商品市场一定会受到侵害。

商税者, 国家以抑逐末之民, 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 乃欲侵其利, 所得几何, 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不许征其税。---《明太宗实录》

这些大臣们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是朱元璋的态度却让大家比较以外，他认为人家不远万里前来，就带了这么一点商品，这点税收，我还是看不上的。

如果说财大气粗的朱元璋只是个例的话，那么他儿子朱棣的阔气，可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朱元璋开了一个不征税的头，所以高丽、日本包括西方国家都派遣了不少使团前来明朝进行贸易。

这个时候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再不收税，那将会是比较大的损失。可是永乐皇帝朱棣却表示，人家的确不容易，不远万里就是仰慕我们泱泱大国的繁华，不准征税。

由此可见，明朝初期的皇帝们，对海外进入国内的商品，压根就没有征税的习惯。因为他们压根就看不上这点钱，而且认为收了这点钱会丢面子。

而且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海外贸易，大多数也处于亏损状态，基本上就是赚的还不够路费的那种。甚至于不少商品是白白送给其他国家作为友好的礼物。

这么来看，丝绸之路的开辟，是否是中土国家主动打通的呢？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疑问。如果贸易不赚钱，那么贸易是为了什么？

贸易对商人来说就是挣钱，对政治家来说却是战略布局。

很可惜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贸易，还是比较狭隘的一种概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商人之所以贸易，当然就是为了从对方手里挣到钱，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

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大量的茶叶、陶瓷和丝绸卖到西方和中亚地区，换来的那就是真金白银的钱。可是第一个开通丝绸之路的人，却不是个商人，张骞是汉武帝的使节，他不是个商人。

正确来说，张骞是一个政治家，那么他为什么要费劲千辛万苦开通这条陆上丝绸之路呢？我认为后世的帝王们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对统治者来说，丝绸之路绝不是他们挣钱的通道，至少在明朝以前，丝绸之路的作用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战略作用。

唐王朝的丝绸之路，那是方面万国来朝，让唐朝皇帝始终处于天可汗地位的通道。只有这些路畅通无阻以后，唐王朝的威名才能名扬四海。

明王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其实也是一条传播威名的道路。郑和下西洋的计划，使得大明王朝出现在了全世界的眼中。

强大的舰队和富足的商品，使得外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明王朝的强大和繁盛。永乐皇帝打算打造唐王朝时期的繁盛局面，而他的确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总结：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品贸易，更是政治文化的流传。

远迈汉唐的政治理想，在永乐大帝时期，的确已经实现。郑和下西洋的举措，完善了丝绸之路的全部过程，海上和陆地的结合，将大明王朝的威名传遍四海。

几乎当时全世界的人都在殷切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到达繁盛的大明王朝参观一回。大明王朝时期，丝绸之路已经不仅仅是一条商品贸易之路。更加是明王朝与海外各国政治经济交流之路。

现代各国都流行说某国和某国正式建交，可这建交的过程，却需要有这么一条通道去达成，丝绸之路在明朝、唐朝乃至更久远的汉朝，恰好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 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张骞远去的背影，或许会发现，他的背脊是挺拔而且笔直的。因为张骞走出的是一条打造中华文化流传世界的道路，走出的是大汉王朝渴望与世界交流的道路。
2. 近看郑和登上船只的身影，很多人抨击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又一次赔本的买卖。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郑和的身上，承载着永乐皇帝渴望与世界各国交流建交的情怀。

丝绸之路，源远流长，从两千多年的西汉流淌而来，向两千多年以后的现在奔流而去。此后丝绸之路依旧还会继续流淌，而且会越来越宽广。

参考资料：

​《史记》

《皇华四达记》

《明太祖实录》

《明太宗实录》

引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丝绸之路”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近期关注的热点。在对丝绸之路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反思性地探究“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事件、传统与名称的三种意蕴，并注意到既有的“丝绸之路”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欧洲知识范式与单向视角，从而在论述“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问题的过程中避免落入既有的地方化范式和单向视角框架当中，有必要通过将“西域”等与边疆相关的空间引入“丝绸之路”研究，形成具有地方性和本土化的“丝路”话语，进而将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在区域秩序的大背景下开拓多点互动的“丝绸之路”认识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欧亚互动的旧世与新时

回望过去的人类文明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诞生在欧亚大陆，直到大航海时代为止，欧亚大陆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这片土地上，既成就着赫赫君王的帝国霸业与征服雄心，也演绎着芸芸众生的日常生计与爱恨情长。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海洋力量的崛起，曾经始终占据历史主导的欧亚陆上力量逐渐受到压制，并在之后的殖民帝国时代被排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位置，逐渐形成了以海洋、西方和外围为核心与主轴的世界体系。这种体系影响深远，它不仅形塑了大国力量格局，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并使“丝绸之路”在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极富历史感而基本上不具有未来感的词汇，它所代表的是欧亚大陆曾经的荣光。

政治地理学的视野提醒我们，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角色。且不论本身就强调欧亚大陆中心地位以及陆权的英国学者麦金德等人的看法，即便是强调海权的美国学者马汉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亚洲东西划分与南北运动之间存在的交织关联，他在著名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指出，亚洲在地域上分为东部和西部，而其内在的运动则是南北向的，而就相关争夺的程度和地域稳定性而言，则往往会有持续性的调整，直到新的稳定状态达成为止。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画一条南北分界线，撇开西部来思考亚洲东部的情况，实际上只会造成在具体实践中割裂一方与另一方的重要关联，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都使纷繁复杂问题中的因素得以增加。故而，必须思考一方与另一方以及双方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通过“中亚”这一节点，欧亚大陆东西方、南北方之间彼此互动，形成了一张具有文化与政治张力的联系网络。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广阔的内部空间下，也借助着边疆这一重要的中介性区域，联系着外域与中原间的文明与文化交流与互动，并成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演进以及欧亚文明交往的重要视角。

正是在这张整体性的联系网络中，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中对某些重要交流通道的有意无意的重复与强调，逐渐在当时及后来民众的知识空间中形成了对于欧亚之间互动所形成的历时性通道的概括与认知，在这之中，“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其中的一大标志。“丝路所经之地，许多国家和帝国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的战争，但是，和平往来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因为大家都懂得，这条世界贸易中最伟大最丰富多彩的大动脉是最有利可图的，是极端重要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在继续保持历史感的同时，正在展现出全新的未来感，而这种未来感不仅直接提升欧亚大陆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且还将在更深的层面形塑所经地区的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二、作为事件、传统与名称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个固化而生硬的词汇，它是在历史中逐渐生成和展开的。如果从知识建构的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多种意义的集合，存在着从事件、传统到概括名称这样几个递进的层次，而在各个层次当中，又形成了各自的意义空间与指向。这些多级的意义空间与指向，从不同层面上塑造了我们头脑中的“丝绸之路”观，并以之与历史、当下和未来形成关联，而在这当中，我们也将面临一个对既有范式的回应与反思问题。

作为事件的“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两汉时期是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和域外知识需求迅速拓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域知识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汉朝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以及对外战略的紧迫需求。从西汉建元3年（公元前138年）起一直到元鼎2年（公元前115年），受汉武帝“断匈奴右臂”之命，张骞在西域活动了二十余年，通过不懈努力，“其后岁余，骞所遣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进而完全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不仅有助于汉朝在西域地缘政治力量的展开，而且还有力地拓展了当时中原对于西域的知识视野。“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到隋唐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在蒙元时代，随着蒙古人在欧亚的大力征伐与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欧亚中心区域的大片地域统一在蒙古政治军事力量之下，“圣朝既平宋，经画遐迩，大都小邑，枝疏脉贯，际天所覆，犹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迁，水浮陆驰，舟格梁济，荒陬僻壤，无远不达”，[]在此基础上，欧亚东西方的商贸交流进一步扩大，所交流的商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丝绸，而是拓展到更为广泛多样的商品门类，如瓷器、漆器、香料、宝石等等。

作为传统的“丝绸之路”：

当然，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整个贸易商道往往并不是由一批商人全程走完的，而是分段分批进行，在各个阶段由当地不同的族群主导。以汉代时期为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沿途交易设想为三段进行：在最东方的是中国人，他们一直到达蒲昌海（罗布泊），也可能只到达敦煌；在最西部的是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从罗马帝国到叙利亚，从叙利亚到贵霜帝国，甚至一直到达帕米尔一段，则是波斯人；从波斯-印度边境穿过整个西域，一直到达甘肃边境的是贵霜人，在特定情况下，贵霜人可能是指粟特人”。总体而言，在不同的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往以沿线各族群“接力”的方式一直在进行着，并且逐渐成为维系东西方互动的一种历史传统。

随着航海大发现以及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丝绸之路（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作用，其作为东西方交流通道的传统也逐渐成为历史。“侵略成性的欧洲不断派遣他们的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侵犯从孟加拉湾一直到日本的东方国家的海岸，而派向西域的仅仅是一些空想家、诗人和文人等等。丝绸之路——它已不复存在——此时进入了传奇故事的时代。这些传说又会把一些云游四方的骑士们吸引到那里去，以寻求新的冒险，而一些寻找新鲜趣闻的人，如考古学家、记者和旅行家，也会涌向那里”。一波波的西方探险家取代了曾经繁盛的骆驼商队，传奇与探险逐渐成为书写欧亚互动尤其是西域故事的新途径。

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

恰恰就是在作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走向没落之时，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开始凸显，并反过来又成为概括和书写之前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史的最重要标志。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的名字，并为其下了这样的定义：“指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间，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地区交通线路”。他将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定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正是因为张骞的活动开辟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并进一步与外部世界有了关联。在这之后，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他写道：“我们应把该名称的涵义进一步拓展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而获得生丝的”。之后为欧美学界所广泛使用。日本则从1944年（昭和19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这些事件本身在后来的意义被进一步认知，从而逐渐形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传统，进而在事件与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概括性的称谓。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将之前的中西交流史重新加以标记，成为西方对于从中国出发到达欧亚大陆西段的商贸事实、传统以及具体内容的一种指称。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其他文明维度的观察视角，这种指称又反过来将曾经多样和丰富的欧亚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纳入到一种西方式的观察视野当中，并在事件、传统和名称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欧洲关于“丝绸之路”的基本话语。

三、“丝绸之路”的主体性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希霍芬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之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所采纳并沿用，但中国学界本身却并没有直接沿用这一词汇，不但传统的中国古籍中没有这个称谓，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中国学者的一些重要中西交通史作品，如张星烺所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所著的《中西交通史》当中，也没有使用这个词汇，直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国内媒体与学术界才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中国学术界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术语的可能是夏鼐先生，他在1958年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发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其中就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此外，他于1963年发表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的文章《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更是多次使用了这个词汇。孙培良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那条陆路交通线而言。这条陆路交通线在中途歧出若干支路，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仅仅一条路。再者，还有一条陆路交通线是沿天山山脉北麓西去，经中亚沙漠地带和东南俄草原至黑海，那也是一条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在特殊情况下，它起着代替前者的作用。在较晚的时期，这一条路上甚至商旅络绎不绝，十分兴旺”。到80年代初，有学者进而认为丝绸之路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并开始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和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一名称的使用也更为普遍与频繁。可以说，在“丝绸之路”这一指代符号进入中国学术与社会语境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从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中国学界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之间的这段时间，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信息的滞后性所造成的，而可以看成是西方对作为事件、传统和名称的“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知识的分类与定义，被处于丝绸之路历史与现实地域的中国本土所采纳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中国本身接受了西方对于“丝绸之路”及其所附属的历史脉络的叙述。但是，这种接受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约翰·戴维斯在反思欧洲话语对于非欧洲地区历史事件与过程的标记与概括时提醒我们：“制作知识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知识的本身——其形式与内容——而如果知识又会影响到人们的决定，那么在我们企图解释某个社会群体是如何演变成它们今日的面貌时，我们势必得去了解这群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过去……在欧洲这个情境脉络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对于过去的看法，大致是由一组欧洲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主宰。一般来说，我们指望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推出的历史，总是要以因果关系做纪年排列，而且其中有一个逐渐发展的故事，而这似乎是一条直线时间（linear time）的观念。这些主要的因素——因与果、纪年次序、直线时间、一个故事——不一定以同样的混合形式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思维中。”如果我们考察“丝绸之路”概念及相关叙述的接受过程，就会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在对“丝绸之路”话语的运用中，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本身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展现以及主体视角的凸显，而在另一方面，则在使用“丝绸之路”这一词汇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将之用作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代名词，并将其历史范围和地域范围进一步往外拓展，从而成为涵盖整个历史时期和欧亚地域范围的概念，将这个原本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概念泛化了。应该清楚的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西方认识论视野下形成的对于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是由欧洲概念语境下的“事件”、“传统”和“名称”所综合构成的，并在具体的叙述中相互纠结在一起，难以截然划分。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如日本对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使用，一方面是对这种欧洲语境和叙述的接受和采纳，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补充的过程，并且将欧洲“丝绸之路”话语中的“事件”、“传统”与“名称”以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编织。因此，我们在梳理欧洲学者的“丝绸之路”论述的时候，必须时刻对其话语当中蕴含的知识霸权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起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叙述话语，进而确立起“丝绸之路”的中国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宏大和全面的关于欧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框架。

四、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丝绸之路”话语的重要基础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反思既有“丝绸之路”话语的过程中，还有必要注意到其中所隐含的西方既有的“丝绸之路”研究视角。对这种视角的认知一方面固然可以节省研究精力，能够较为迅捷地确立起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基础，并在短期内建立起某种整体论述；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视角缺少其他研究主体的参与，所观察到的整体场景是不全面的、单薄的。

总体认知都是建立在对地方知识的综合掌握基础之上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认知以及整体图景的型塑都因之而成。随着当代通讯与相关研究技术的高度成熟，在对“丝绸之路”的重新关注与研究当中，离不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其中既关注历史时期围绕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所呈现的丰富图景，也必将涉及到当代欧亚大陆及其内部各文明、各文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建构与维系。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我们必然会面对“丝绸之路”的地理基础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古代王朝位于中原的政治中心与域外进行交流互动的历史语境中，当时中国的边疆区域在其中实际上扮演了东西方互动的现实中介者的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和维系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关键区域。而在当代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下，“丝绸之路”话语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也必然需要处理面对和认知广阔的中国边疆地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边疆地区在地理层面上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而且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中，还必须认识到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社会、文化和现实发展等方面所存在的异同，进而更好地形成关于中国内部结构和中国—周边的系统性认知。可以说，在对沿线国家的整体性知识加以把握的基础上，了解和认识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内部以及各国内部文化和民众认知层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处理好中国内部的中心-边疆结构关系以及中国-外域的国际性结构关系，进而避免以一种文化单一性的思维去思考和想象“丝绸之路”的整体图景，进而在体认“多元一体”的中国基础上，构筑“和而不同”的“丝绸之路”整体认知。对这一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专述，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五、“多点互动”的区域秩序：“丝绸之路”话语的当代呈现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丝绸之路”这一指称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关于互动与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其当代内涵更是对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与互动的一种整体建构，构成了一种新的区域秩序。这种区域秩序既有别于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朝贡秩序，更不同于在殖民时代列强在欧亚诸殖民地所形塑的帝国秩序，它无法用单一的实例来加以描述，而必须通过对其所经过地域族群、社会与文化当中更多事例的描述与分析，方能一层层地“编织”出完整的历史图景。

这种区域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对“丝绸之路”这一词汇的沿用，而需要我们走出既有的知识范式，实现丝绸之路的“在地化”，进而迈向更具互相理解性的“丝绸之路”观念，在“丝绸之路”的延续性之外强调其内部与外部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多元视野的“丝路”空间与网络。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言：“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一方面，中国视角下的传统“西域”，作为边疆的重要区域和资源，正被纳入对“丝绸之路”的新思考中，并在新的观念图景中形成与当下“中亚”乃至“西亚”的互动与关联，进而形成更具整体性的知识图景；而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周边地带的社会与文化也正在进入相关的观察视野，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历史时期西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这一区域当代社会与文化生态特征也得以进一步揭示，并在当下的时代维度上得到全新的思考与关注。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透过多点互动，避免相关学科研究间的隔阂，更全面地整合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挖掘和研究“丝绸之路”内部的学术与思想资源。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东西关系史和中亚史，本来是应该互相合作的领域，作为以东西关系史为中心主题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愈来愈重要的问题。在要求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要求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理解的现代，对东西关系史及其核心问题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今后会愈来愈受到重视”。有鉴于此，对于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关注就不应局限于对于“丝绸之路”本身的关注，而应该更为多样而全面地关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各种材料和各块地域，形成一种基于“路”（link and road）的连续性、关联性互动认知网络。

在材料方面，考虑到目前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材料的分散，如研究者所言：“事实上，丝绸之路的材料包括雕塑、巨大的壁画、旗幡、木俑，尤其是17种不同语言和24种不同字体的经文（手写的和印刷的，完整的和残缺的）！这些材料分散在世界各地（巴黎、伦敦、柏林、哈佛、列宁格勒、新德里、汉城、日本等等）的博物馆和收藏夹手中”，因此，由于材料收藏的分散，其研究必然是多点的，而由于每种语言都代表了当时写作者的主观视角，因此在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研究的时候，又必然是多视角互动的。在相关地域研究方面，随着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相关区域研究的深入，各区域研究之间围绕“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新的互动与对话。林梅村先生指出：“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固然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虽然他和赫尔曼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已不能概括目前所知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但是他们提出的基本概念并未过时。他们把丝绸之路的研究放在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几点就是不可动摇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研究中国和罗马是不够的，必须兼顾两者之间的中亚、印度、伊朗核欧亚草原游牧人所起的中介作用”。这就提示我们，要在新地缘格局展开的当下，既要重新去认识和思考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乃至欧亚历史中所构筑的时空与观念，同时也要更好地确立起对于欧亚大陆内部结构与网络的新认识、新的时空哲学。

新的时代正展现新的知识图景，这种知识图景既是对之前知识结构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之前历史场景的超越，更是对之前欧美“丝绸之路”话语及其叙述背景的超越。斯文·赫定在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域考察的回忆中，向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古道上一幅破败没落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令他嘘唏不已，而他也期待：“人们会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领域，最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并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时代契机正在为这种努力展现最大的可能，而借助于视角的转变与多点互动研究的推进，我们将有可能形成对于这一历史空间与区域的新知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全新的中国欧亚秩序框架与话语，同时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以及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在这里，“丝绸之路”为我们创造了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可能。（注释略）

（本文刊发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袁剑，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一带一路”、中亚、边疆与跨界民族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1999-2012年先后就读于苏州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分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参与历史系DFG-GRK1288 博士研究项目，2014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南亚、藏学与佛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2015年任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东方学系高级访问学者。

已出版学术专著《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学术译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假想的满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图绘暹罗：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等多部，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将出）、《重新发现中亚》（三联书店，2017年将出）等，主持数项国家、省部级边疆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项目，在《人民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读书》、《世界民族》、《西北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刊发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论文3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多篇。2015年起，受邀在深圳《晶报》（深港书评）撰写“中亚系列”专栏，广受好评。

本期责任编辑：曹飞翠

来源：2017-08-17 袁剑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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