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股票的论文关于股票分析方法表述错误的是

2024-03-27 16:54分类：炒股问题阅读：

包括杰里米·边沁、卡尔·马克思、冯·诺依曼和托马斯·皮凯蒂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在过去几百年中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经济学和金融工程专家Marty MK选择并公布了十篇对研究经济学和金融市场有用的主要论文。

Quantitative Traders–QMR

https://www.qmr.ai/most-important-papers-for-quantitative-traders/

1：Optimal Execution of Portfolio Transactions（投资组合交易的最佳操作）（Almgren＆Chriss，2000）

简而言之，作者Robert Almgren及其同事指出股价变化有两个原因

外生性：市场本身的波动性。这些变化是随机发生的，与我们想要在市场上执行的订单无关。

内生性：我们自己的订单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上述影响的大小与流动性成反比。这种变化可以是暂时的，也就是说，在导致订单簿不平衡后，它将被规范化，也可以是永久性的。

为了尽量减少内生价格变化，这是我们唯一控制的价格变化，Almgren建议使用执行算法。他提出了一种严格而实用的方法来测量和实现算法。

对于任何负责优化投资组合再平衡例程执行的定量开发人员以及其他不需要立即执行的策略来说，本文绝对是必读的。

论文链接：
https://www.smallake.kr/wp-content/uploads/2016/03/optliq.pdf

2：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Energy Prices（能源价格的长期演变）（Pindyck，1999）

本文表明，原材料的价格根据凸函数而变化。作者罗伯特·平迪克（Robert Pindick）分析了1916年至1996年期间的天然气，煤炭和石油的数据，并得出结论，油价波动的趋势与提取原材料的边际成本和这些资源的估计可用储量有关。另一方面，他写道，他对天然气和煤炭尚无定论。

论文链接：
https://web.mit.edu/rpindyck/www/Papers/Long-Run_Evolution.pdf

3：A closed-form GARCH option valuation model（封闭式GARCH期权估值模型）（Heston＆Nandi，1997）

本文提出了一个封闭式公式，用于使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对现货资产进行建模。由于其复杂性和实用性，GARCH模型在1990年代在估计波动率方面广受欢迎，金融业积极采用它们。

在评论GARCH作为分析波动性的模型时，作者Heston Stephen说：“计算波动率的正常方法不是最佳的，因为该值是固定的。鉴于股票回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合理地假设它们的波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传统方法假设一个固定的平均值，但这也是一个假设，在模拟股票回报时可以说有局限性。GARCH模型允许研究人员放宽这一假设。”

论文链接：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00805/1/wp1997-09.pdf

4：Portfolio Selection（投资组合选择）（Markovitz，1952年）

该论文表明，对于给定的预期回报，存在最小化风险的最优投资组合，以及在特定风险水平下最大化预期回报的投资组合。作者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因这篇论文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论文链接：
https://www.jstor.org/stable/2975974

5：A new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Rate（信息率的新解释）（Kelly，1956）

本文正式宣布了“凯利公式”，该公式计算出使复利收益率最大化的最佳投资率。凯利公式后来被广泛用于赌博和投资。

论文链接：
https://www.princeton.edu/~wbialek/rome/refs/kelly_56.pdf

6：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资本资产价格：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Sharpe，1964）

在投资金融资产时，本文发表了“资本资产价格模型（CAPM）”，用于根据风险计算预期收益。 CAPM证明只有一个有效的投资组合，称为市场投资组合，假设所有投资者都有相同的信息，同时接收它，并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它。

论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540-6261.1964.tb02865.x

7：Incorporating Signals into Optimal Trading（Lehalle，2017）

作者通过在最优交易框架中加入马尔可夫单链来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的工作，并为具有漂移的随机过程（奥恩斯坦-乌伦贝克过程（Ornstein-Uhlenbeck process，简称OU过程））之后的资产的特殊情况推导出最佳交易策略。

他们还使用历史即时报价数据来显示订单簿失衡预测未来价格走势并显示均值回归属性。

论文链接：
https://arxiv.org/abs/1704.00847

8：fficient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高效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回顾）（Fama，1970）

这是一篇著名的论文，首先提出了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概念，根据该假说，所有可用信息都反映在股票价格中。鉴于有效市场假说，利用现有信息无法预测未来价格，也无法获得高于预期的回报。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2307/2325486

9：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选项的定价和企业责任）（Black＆Scholes，1973）

你可能会认出作者的名字，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本文提出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的定价选项。它于1973年出版，利用物理传热方程作为起点来估计期权的价格。它也是用于计算资产隐含波动率的模型。论文链接：
https://www.jstor.org/stable/1831029

10：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t？（股市是否反应过度？）（Bondt＆Thaler，1985）

这篇论文提出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证据，表明投资者倾向于对意外消息反应过度，这与有效市场假说的假设相反。 MK写道：“如果你对行为金融学这个迷人的领域感兴趣，这篇论文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论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540-6261.1985.tb05004.x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2023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有影响力。

“全球南方”并非新词，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所指的就是与北方发达工业国家相对的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结合当下的政治语境，可理解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在关于全球南方的众多思考讨论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被频繁引用。这是一本讲述第三世界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400余年历史的鸿篇巨著。在对浩繁宗卷的梳理分析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得出了一个“必然的、关键性的结论”，即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及第一世界的过度发达或者畸形发达，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这一结论，或可直白地理解为，第一世界的“过度发达”或“畸形发达”是由第三世界的“欠发达”所供养支撑的，而这恰恰根源于近代以来两者在全球体系中所形成的“中心-边缘”依附关系。

PART 1

全球南方的“觉醒”

《全球分裂》里的第三世界通史完结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西方与第三世界，或者说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它们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的首届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同发达经济体一道“坐上了主桌”，但总体而言，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仍未得到与它们的经济体量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等量齐观的赋权。

西方不甘心失去霸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推三阻四，又试图驾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更不用说某大国不时利用货币霸权从世界各地收割羊毛并以“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对追赶者肆意围堵打压。这无疑让全球南方心积不满。

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两大“黑天鹅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南方对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及其所遭遇的冷漠的不公正的对待的愤懑之情。

新冠疫情给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全球南方却成了“最受伤的一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久前罕见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火”，批评两家机构的现有架构与规则“不公平地偏向于”发达国家。

按照古特雷斯的说法，疫情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总计2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仅约80亿美元，考虑到七国集团总人口约7.7亿而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的事实，这一差别对待从道义上而言无疑是错误的。

西方国家自私自利的“疫苗民族主义”同样令全球南方国家心寒，“被富国和全球机构抛弃”的感受刻骨铭心。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今年6月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指责西方国家当时“购买了全世界所有的疫苗”，而非洲国家“像是乞丐”。“我们不停地说：什么更重要？是生命还是你们的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我们感觉北半球的生命比全球南方的生命重要得多。”

骤然升级的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粮食短缺和能源危机等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困境。当全球南方呼吁和平谈判，西方国家却在拱火浇油，让全世界继续为它们的地缘政治狂热和意识形态执着买单。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如今，因为西方国家不停鼓噪制度对立和阵营对抗而面临着边缘化的风险。

全球南方还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压力。比如，西方就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大加指责。对此，印度外长苏杰生回应道，欧洲必须摆脱一个心态，就是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却不是欧洲的问题。

毫无疑问，西方世界注意到了全球南方的“大觉醒”运动，它们不再是软弱无力的“逆来顺受者”，不再接受西方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颐指气使地讲话，认为自己也有权利过上更富足的生活、获得受尊重的地位。

一直自视为西方世界一员的日本，其最大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在此次约堡金砖峰会前夕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兴国家对欧美殖民时代的愤怒加剧》的文章。文章提醒西方：“对世界现状日益不满的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西方不应对此等闲视之……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力和话语权增强，压抑多年的愤怒岩浆有爆发的危险。”

与其说是“岩浆爆发”，不如说是“平等的呐喊”。

这一呐喊，从全球南方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并遭受暴力、压迫、剥削时就已经开始了。

如今，这一群体发出了新一轮“平等的呐喊”，共同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空间，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是的，这或将开启一场南北关系的真正质变，一个人类发展进步的崭新篇章。

PART 2

从万隆到约堡：新的交响

自2009年以来，金砖国家领导人已举行了14次会晤，在约堡的第15次会晤，格外地不同寻常。

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这场全球南方的“大觉醒”运动中，它能否真正担负起领导者角色，带领全球南方国家从觉醒迈向行动，推动多极世界建设实现新突破，带来国际秩序的真正改变，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金砖没有让“全球南方”国家失望，没有让人类进步力量失望。

约堡峰会前，一些西方媒体蓄意炒作金砖国家的内部分歧、鼓噪金砖五国“对抗七国集团”的博弈叙事，一会儿煞有介事地说金砖“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庸”，一会儿忧心忡忡于扩员后的金砖将是“一个制衡欧美的全球反西方联盟”。尽管外部环境波谲云诡，金砖不但实现了历史性扩员，更以一场规模空前的“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向全世界展现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坚定决心、共建美好世界的强大意愿。

习惯以二元对立思维看世界、以意识形态分敌友的西方媒体十分不解：“这些几乎没有共同点的国家靠什么凝聚在一起？”当它们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思考这一问题，恰恰忽视了问题最核心的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彼此之间形成共振共鸣的“平等的呐喊”，或借用拉马福萨的话来说，即金砖国家都谋求“一个更加平等、平衡且受包容性全球治理体系管理的世界”。

这“平等的呐喊”，是争平等的发展权。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多年前曾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只能我过好日子，你过穷日子”的霸道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无视制造了全球约90%过量碳排放的历史责任，而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不顾现实发展需求落实严苛的增温标准，其却可以基于短期利益算计在能源政策问题上开历史的倒车，更不用说迟迟不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约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发出了反对气候不公的强烈呼声。巴西总统卢拉说，不平等的逆流越来越明显，碳排放的主要责任来自那些率先实现工业化、实行掠夺性政策的国家，但气候公约却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全球南方。他还对南方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受到的歧视表达了不满。拉马福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呼吁，以公平正义的方式实现能源转型，其中拉马福萨还强调，在低碳转型中需要照顾各国的现实，发达国家应兑现气候出资承诺。

俄罗斯政治分析师铁木尔·福缅科对国际发展格局有过一段精辟分析：“在过去400年里，全球资本和市场的分配一直由西方主宰。这些国家通过暴力和剥削获得自身地位，继而只允许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让别国获得财富。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无法发展，除非它们屈服于西方制定的政治秩序和规则。”

但是现在，世界正在起着变化。约堡峰会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束缚羁绊实现自身发展繁荣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捍卫自身正当发展权益、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意志也越来越坚定了。也正因此，中国领导人关于“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的主张，在会场内外引发了广泛共鸣。

这“平等的呐喊”，是争全球治理体系中平等的发言权和平等的决策权。

此次金砖峰会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包括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等，以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事实上，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进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但是金砖国家的一致立场，更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它们亲眼目睹了全球支付体系如何成为地缘竞争的工具，并很难不去想象自己成为下一个围猎目标的可能情境。它们也亲身经历了由于过度依赖美元在美联储的一轮轮量化宽松中所遭遇的巨大损失，并对争取发展融资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种种严苛条件有着非常不美好的记忆。

古特雷斯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为非洲国家讲了公道话：“今天的全球治理架构反映的是昨日的世界，那时候很多非洲国家还在殖民主义之下，甚至没有资格站在桌边，布雷顿森林体系尤其明显……非洲在历史上是殖民主义奴隶制的受害者，如今也面临巨大不公，非洲国家要从美国借债，需要付出高出4倍的成本。”

金砖国家领导人大范围会谈的会场安排有一个细节引人注目：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同其他5位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围桌而坐。这凸显了新开发银行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为金砖合作旗舰项目，新开发银行在国际上产生越来越强烈的磁吸效应，日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巴黎俱乐部之外的一个替代融资来源”。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内部采取了与世界银行加权分配股权不同的平权分配股权的治理结构，同时强调股东国和借款国之间的平等互利，更加尊重借款国的主权独立和发展需求。

“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多位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表达了深化同新开发银行合作的愿望。以“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身份出席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不论是77国集团还是金砖国家都需要去反对全球体系中那些过时的具有欺凌性质的元素，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案。

在他看来，新开发银行能够让全球南方国家获得更多融资，并且推进本国货币，有助于改变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公。此次约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责成财长和/或央行行长们研究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而据罗塞夫介绍，根据规划，到2026年，新开发银行将把以成员国本币进行融资的比例提升到30%。

“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会场中间，摆放着巨大的口字型的会议桌。一面面与会国国旗依次排开，连成一条彩色的长河。

相似的历史、相连的命运、相依的未来，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幕幕历历在目。

拉马福萨致欢迎辞时提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当时亚非国家认为，应该加强团结，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本次对话会，我们要继续发扬万隆精神，那就是团结、友谊、合作。”

万隆会议开启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潮，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而此次约堡峰会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新的不结盟运动”的标志。

历史从不会重复相同的韵脚，从万隆到约堡，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已然是崭新的面貌。

约堡峰会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即全球南方拥有了对世界版图进行结构性变革的能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就金砖五国而言，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七国集团，而在6名新成员加入之后，金砖国家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全球占比达到37.7%，七国集团则不足30%。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这使得全球南方能够以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倡议并推进倡议的落地实施。新开发银行的蓬勃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更足的底气之外，是更团结的姿态。

如果回忆一下万隆会议之初各方围绕意识形态的争吵以及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就会明白西方媒体大力炒作的所谓金砖内部分歧就有些微不足道。无论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还是“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所谓“民主VS专制”的话题被彻底抛到了角落里，发展与合作唱起了大戏。

而如果再比较一下万隆会议和约堡峰会的规模，全球南方团结力量的壮大更是不言而喻。万隆会议汇聚了亚非两大洲30个国家，而此次约堡峰会则是一场金砖五国同亚非拉三大洲60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聚会。

PART 3

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未来

这场近年来全球南方最大规模的聚会在南非召开，有一层特殊的象征意义。

数百年前，欧洲航海家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的这片土地，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自此把西方推上了国际秩序主导者位置。

沧海桑田，地覆天翻。

如今，这片多彩多元的土地正见证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的诞生。

这个“历史性时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将是昭示一个包容东西方共同发展的和平发展大格局，一个更加公正平衡的全球新秩序。

作为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阐述为何要写一部第三世界通史时讲到了这样一个理由：“在现代科技空前强烈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今天‘坐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正在为一些相似的问题发愁，正面临一同覆舟溺水的严峻而现实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