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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清王朝的覆灭，竟源于100多年前的一场股灾

大清王朝的覆灭，竟源于100多年前的一场股灾

1911年，湖北武昌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开启。一年后，统治中国296年的大清帝国宣告灭亡。后来在谈到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说道：“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的确，相对于之前精心筹划的起义，仓促举事的武昌起义实在太意外：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均不在武昌，武昌的革命力量也不如两广地区，而且起义还因为炸弹意外爆炸而提前了。

但是与这些起义原因比，其能成功的因素更离奇-湖北的新军大部分被调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去了，而保路运动源于一场橡胶股灾！

对很多21世纪的人来说，股票都还可能是个新鲜玩意儿，谁曾想100多年前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市民疯狂抢购股票的事呢？这种盛况和90年代初的深圳股市有得一比。

20世纪初，橡胶绝对是个股票热点，丝毫不亚于今天的5G概念和人工智能。

“其坚者可代骨角,其韧者可代皮革。其大用在能御水,可以使外水不渗,内水不泄。制为雨衣,轻而不濡。制为履可以避水,可以止滑。制为靴以畏耕农,可以避烈日瀑水之毒,而免骸足肿大之病。能御气,可以使外气不侵,内气不漏。化学家、医学家、电学家所藉此以为避气避电之器,不可枚举。”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做靴子、做雨衣、做电线，而且更重要的是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的T型车采用流水线作业，一下子把成本降低了9成，售价300美元，一个美国工人工作一年就能买辆车了，这在之前是不敢想的。

所以汽车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当然生产轮胎的橡胶需求量也涨了，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这也是橡胶股票疯长的一个推手。作为金融中心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每磅12先令5便士，2年的时间涨了6倍多。

因此很多商人纷纷在南亚圈地种植橡胶，金融家商人则想到了更快的致富方式——开公司炒股票。已然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成为了绝佳的场所，当时在上海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多达40家，这些公司的股票发售后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能涨2、3倍，上海的洋人和富商当然不想错失这个发财的机会，到处托关系抢购股票，甚至富家小姐把首饰都卖掉了。当时的股票一般是委托洋行和钱庄售卖，早上9点钟才上班，人们却前一天夜里就排起了长队，一家新发售的公司股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当时的上海全城都陷入了买股票的疯狂中，每天都上演着财富神话。

俗话说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按合理的剧情，这时候投机倒把的人就要出现了，这个人叫麦边，成立的公司叫兰格志，通过在报纸的大肆宣传并且拍摄前方橡胶种植园的录像，这家公司迅速成为上海橡胶公司的扛把子。其股票的发行价是100两每股，清朝时期银子还是比较值钱的，换算一下每股差不多30000元人民币，可以说是“晚清茅台股”。可就是这样的高价股，也瞬间被抢购一空，而且不久之后兰格志公司的股票就被炒到了1500两每股，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施典章的接盘侠出现了，而且一出手就是300万两。

铁路公司听着也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词，不过其成立日期却是1903年，这年的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了一个“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折子，也就是说新上任的四川省长要自己开铁路公司，建设成都到武汉的铁路。

这里有个大前提交代一下，晚清时期列强侵略中国，其中一条就是修建铁路，一来方便进行殖民侵略，二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修铁路是个赚钱的好事。所以四川总督上要自己修铁路颇有些民族自强抵御外辱的意思，公司一成立就宣布“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国人之股”，川汉铁路刚办的时候是采取的股份制，四川政府联合地方乡绅共同出资，但仍然采取的是“官办”的领导模式。

不过修铁路是很费钱的，尤其是宜昌到成都这一段，要翻越很多大山，预算5000万两白银。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还要给列强赔款，根本拿不出钱。无奈之下就想出了“川民持股计划”，这东西现在听起来是不错，可在当时没多少人理解股票这一新生事物，也没人知道川汉公司的未来如何。所以在四川人民看来，这无非又是一笔苛捐杂税，唯一不同的是手里多了一张股票凭证。强制的效果也很明显，征收的租股连续两年都达200多万两，远超其他方式融资的钱。但是“官办”制度下的川汉铁路公司面临严重的腐败，各级官员层层盘剥，落到公司账户上时已经所剩无几，因此民间出现了《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表明四川人民痛恨腐败官员，渴望商办的心情（20世纪初清朝的中央统治已经没有那么强权，地方势力已经敢于表达意见）。

因此锡良在1907年3月上奏把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改为了商办。1908年11月詹天佑成为川省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1909年，勘定路线，12月举行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从成立6年才开始破土动工！而直到1911年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这条川汉铁路才修了30多里。可见商办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的批判清政府愚昧无能，大部分事情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真给机会了不一定做的比别人好。

川汉铁路是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募集来的钱不能一直闲着，这点稍微有理财意识的人都知道。因此川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就找了个投资总监，拿出公司账上350万两白银到上海去做资产“保值增值”，这个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施典章。

至于为什么是他，原因有两点：

第一、他曾经是体制内的人，曾经做过知府相当于厅局级干部。

第二、施典章是川人，并略懂洋务和经济。

这样的公司在现在看来简直再糟糕不过了：股权不明晰的结构，不懂业务的官场老油条当领导，不健全的财务制度，手握大量资金的关系户投资总监。不过川汉铁路公司毕竟不是小作坊，对于这么大的资金还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约束，其中有一条就是每家钱庄的存款不能大于15万两白银。这在投资上叫分散风险，如果能这么做，损失就不会这么大了，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只是个公司制度呢，施典章一点都不遵守典章。

1910年6月，作为橡胶进口大国的美国突然收紧闸口，宣布大幅度减少橡胶的进口。此消息一出，伦敦和上海的橡胶股票立马一泻千里，如果是正常的股票因为政策的原因也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但是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实在太大，仅在1909-1910年间投入的金额就超过了4000万两，作为往日的明星股票兰格志从最高的1675两每股跌破了发行价100两，而那位麦边先生眼见泡沫破灭卷钱跑路人间蒸发了，而所谓的兰格志公司事后证明也不过是一家皮包公司，想抵债都不值什么钱。

施典章也够倒霉的，遇上股灾就算了，还碰到个骗局，这一通操作下来亏损了将近200万两白银。

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施典章本身也有很大问题：

第一、违反公司制度，拉私人关系。施典章来到上海后把公司制度抛之脑后，结交金融家陈逸卿，并把大量白银存入其名下钱庄，总金额超过110万两。

第二、违规挪用资金炒股。用川汉铁路公司的钱炒股，公司高层或者是朝廷知情与否无详细资料可查，但是根据相关奏报，确实是以挪用定性，而且施典章在其中攫取了大量钱财。1910年11月18日，都察院就初步调查施典章亏挪川汉铁路股款一事向朝廷写报告“寻奏：据该公司办事单开存沪路款共三百五十万，约计亏挪各款竟至二百万两。”

第三、侵吞大量公款。由于开户银行是自己的老熟人，加上自己金主和官员的双重身份，施典章当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此其通过陈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做虚假账目，把20万两转入了自己账上。此外还虚报兰格志股票买入价格12万两，最后中饱私囊的数额竟然达到了上百万两白银。

股票崩盘后，川汉铁路面临200多万两白银的亏空，这钱都是四川“小民之脂膏血汗”，因此广大的四川人民不干了，纷纷上书朝廷检举揭发。不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清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处理却显得虎头蛇尾，依据大清《商律》，清政府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元，缴清后方得释放”。

1911年5月22日，朝廷颁布旨意：“当川路创办之初，该省官绅遂定有按租抽股之议，名为商办，仍系巧取诸民。至今数年之久，该路迄未告成，上年且有倒亏巨款之事。其中弊端，不一而足。”川汉铁路公司从1904年成立，折腾到1911年也没什么起色，转为商办后不但贪污横行资金紧张效率低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在股票市场上亏损了200万两，朝廷实在看不下去了，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

但是在收购川汉铁路公司的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公司管理层要求拿1400万两银子，但是清政府只承认账目上的数字，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不包括在内。

理由也很简单，之前是商办，你们自己挪走炒股票亏了，想让政府来背锅？这事大部分人也能理解，换做谁也不愿意，盛宣怀拒绝的说法也站得住，政府的钱也是全国人民交的，凭什么替你们的贪污腐败和炒股亏空补漏洞。其实清政府给的政策也算不错了，不论官股、商股、民股，都可以换国家新发行的股票，六厘保息。连分红都保证的股票去哪里找？

但是四川资议论局和川汉铁路的管理层却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作为四川的地头蛇和既得利益者，如果让川民得知事情的真相和结果，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因此，他们苦心孤诣的抓住盛宣怀的软肋-和洋行借款修路，做文章。邓孝可在其主持的《蜀报》上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一文。攻击清政府丧权辱国，出卖国人利益。（清末实行君主立宪，地方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和权利，要不也不敢骂政府机构）。果然这一招奏效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希望政府收回川汉铁路的主权，殊不知这主权正是一帮蛀虫丢掉的。随后四川保路会成立，短短10天内发展到10万人，随着矛盾不断激化，示威演变成暴动，武昌新军开赴四川，辛和革命爆发！

约翰逊博士有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在色彩的世界里有黑和白，但人性的世界里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五颜六色的。满清王朝固然有它覆灭的一百种理由，但是当人们把目光盯紧武昌高大的城墙和四川轰轰烈烈的运动时，都忽略了远在东方的上海，有一只蝴蝶轻轻煽动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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