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至第十年，已评选出100篇年度论文，与大多数评奖活动不同，该活动无需作者自行申报，主要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者、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开展多轮评审推荐，每年从上海学者发表在全国哲学人文社科期刊上数以千计的论文中，最终评选出10篇年度论文。

谈到上海社联年度论文评选活动，上海社科界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个活动不仅促进社科学者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更给上海社科学者提供了思想碰撞和交锋的平台，在“反五唯”（ “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背景下，这个活动也是对学术评估机制的大胆创新。

最近，ChatGPT很火爆，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世界？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社科学者的诸多讨论。2022年上海社联年度论文《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新变量及其创新发展》（原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一文，其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文章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

权衡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往流行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方法，未能充分考虑新的变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当前有八个重要变量在影响世界经济走向，分别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周边化、大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减碳战略实施，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

权衡在论文中指出，上述八个重大新变量、新因素，正在深刻冲击和改变传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客观上也在影响和重塑传统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组织、产业结构、规制结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新机理，潜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那么，这些变量背后的成因是什么，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有了怎样的新变化？更重要的是，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如何发挥它的现实作用？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现实问题专访权衡。

澎湃新闻：我们当前面临怎样的世界经济增长新格局与新变量？

权衡：过去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总是基于传统的分析框架，缺乏考虑和体现新的变量和新因素的出现及其影响。

第一，近三年疫情的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和很多公司都带来了影响，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因素。疫情从需求侧、供给侧等对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原来侧重关注短期需求变动和冲击，也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这次疫情同时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和变化，这也对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带来影响。

第二，经贸规则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在2000年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加入WTO，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也一直认为世界经贸会按这一框架来运行。然而，近年来，WTO机制也陷入了停摆状态，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生了变化。如今，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更为重要，因为自由贸易的背后，其实是全球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重构，这都将带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和新变化。

第三，过去我们研究世界经济短期增长态势，一般不太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因为我们分析短期内投入和产出时，通常假定技术水平短时期内往往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但是，近年来科技飞速变化，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因素，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变化。技术已成为一个外部冲击因素，可能在短时期内对原有的经济基于技术不变的假定条件构成影响，因此需要有新的分析思维，才能更准确、全面地刻画经济增长的格局和变化。

尤其是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甚至平台经济等这一变量，它与原有生产要素和生产函数的关系更加深入和密切，包括可能是互补性，也可能是替代性的关系。替代性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产业模式的深刻改变。这一技术突变可能在短期内就会发生，甚至产生颠覆性的作用，因此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大数据、平台经济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四，事实证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欧洲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但难以带来世界经济的根本性复苏和持续增长。如何激发世界经济的新的活力、动力，以积极应对危机冲击。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指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这实际上分别与经济增长框架有关的“国际合作、基础设施、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以及文化交流”等相对应，它有力地推动了内陆型地区和国家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推动传统国际投资和贸易理论的创新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开放和国际贸易理论，一般总是强调沿海地区的开放，“一带一路”则强调向全方位开放，包括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联动发展，这就极大地带动了内陆型开放经济发展和贸易升级转型。

不过，“一带一路”现在在国外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原因在于，现在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因此“一带一路”面临顶风而上的挑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加快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趋缓注入新动力；其次，“一带一路”也面临着来自某些西方的曲解和误读，特别是一些国家把“一带一路”意识形态化，需要我们保持清醒。此外，“一带一路”本质上还是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收益最大化、成本分摊的原则推进，要尽可能推动当地人的福利、就业和收入增长情况，同时项目本身也要有收益和利润，做到共商、共建、共享。

第五，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改变。目前，更强调全球要素更加便利化、自由化流动。但全球化本身已经面临一些挑战，这一挑战背后，不是全球化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失衡，全球收益不平等现象在增加，财富分配不公平程度也在增加，这才是引发逆全球化背后的逻辑。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带来新贸易、新形态、新经济、新产业，尤其是数字贸易的背后是数据要素自由流动，大数据驱动服务贸易的比例越来越高。贸易便利化的背后是投资自由化，由此海关等边境监管规则需要随之调整。比如，WTO的边境规则走向边境后规则，更关注投资涉及的便利化、生态环保、劳动保护等标准，这些都可以提到规则中来。因此，不仅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在变，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规则也在慢慢演变。这背后的驱动，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的关系发生改变，是整个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因为这些国家也需要参与国际贸易，并呼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中国的“双循环”，外循环发展中需要链接哪些主要区域？

权衡：我们所说的“双循环”，强调的是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近年来，国际大循环不仅遇到了疫情的冲击，国际地缘经济、政治的格局冲突，也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通过强大的内循环可以带动国际市场的复苏和繁荣发展，这也是一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要看到，疫情也对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而长期形成的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带来了影响，特别是疫情全球蔓延及防疫的全球不同步，带来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全球分工体系正在从原来注重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也出现了产业链的区域化和周边化布局的新态势，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体系几乎都面临新的重构。在此情况下，布局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考虑的是，中日韩是一个国际循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际贸易合作，也是一个国际循环，都可以带动中国和这些地区合作共赢和发展，同时也符合当下全球产业调整的周边化、区域化的新态势。当然，我们仍然要坚持全方位开放，仍然要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澎湃新闻：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变化，您如何看待与此相关的就业问题？

权衡：我认为还是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塑造和影响。因为过去，科技进步需要经过漫长变迁，但在今天，特别是互联网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类的科技进步具有突发性、颠覆性，一旦发生变革，会突然给我们的产业生态、生活环境，包括生活方式等带来很大改变。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问题主要涉及三类关系。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这类的技术运用而形成替代关系；二是互补关系，即人工智能技术最大的意义在于推动人机互动和相互促进，从而提高各方面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三是人工智能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一旦相关领域发展起来，就会产生新的就业形态，当传统就业方式发生改变，就会迫使劳动者通过自我学习提高自身能力，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更高的就业要求。这就要求就业增长与终身学习相互促进。

澎湃新闻：人文社科类学术水平的提升，对城市软实力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哪？

权衡：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会不断推动思想创新和思维创新，而创新性思维、创新性思想是城市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人文社科类工作者，如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可以积极回应现实，回应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和面临很多社会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侧面，发挥不同学科作用，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回答和解释社会发展热点问题。

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我建议加快推动这类高端智库的建设，让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转化为理论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参考。这也是人文社科工作者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城市影响力、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此外，我还特别建议要加快建设人文社科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实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家、甚至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学艺术家等来做出解答，并引领社会形成积极共识。特别是除了加快培养人文社科类领军人才，我们还要培养大量的中青年骨干，储备优秀的中青年后备力量，确保社科人才发展后继有人，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

澎湃新闻：如何发挥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的作用，学术成果转化的意义在哪？

权衡：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发挥作用，学术成果的转化是一个重要渠道，这不仅包括论文发表、著作出版，还包括将其中的思想观点转化为理论引领和政策参考，即智库研究成果，或者说是决策咨询服务的成果。学术研究成果本身不是决策，而是决策咨询，政府可以将其作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比如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背后的理论逻辑和依据是什么？国际经验、发展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以及需要考虑的因素、注意避免的问题有哪些，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又有什么可操作的建议。我认为人文社科通过学术成果的转化，可以有效发挥政策咨询的作用。

因此，推动学术成果有效转化非常重要，将理论研究的思想、观点、成果，转化为政策咨询和有效建议，有助于推动国家重大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澎湃新闻：您对上海社联的年度论文评选活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权衡：首先，我建议扩大这一活动的影响范围，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年度论文的评审工作中。推荐也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包括他评、自评在内的多种方式；其次，我认为在活动后期，可以加大对中青年学者的传播和推广，通过学术成果推荐更多更优秀的年轻学人，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一、产业关联理论

为了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由列昂惕夫首创的投入产出分析法作为产业关联分析的经典模型，可以有效测度产业间技术经济关联度，分析产业关联效应及产业波及效应等，在产业关联理论的发展阶段，投入产出分析模型被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本研究将参照刘起运等学者的做法，使用改进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对“信息基建”制造产业和“信息基建”服务产业对国民经济各产业的产业关联进行分析。

二、产业融合发展理论

到工业化后期，产业交叉发展理论逐渐形成。其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外包理论，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原有制造部分环节分化出生产性服务业，而外包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突破产品层面，强调产业间服务化的关联。到后工业化时期，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理论。

其理论基础为新增长理论，随着技术革命发展，信息技术共性特征使得产业间逐渐进行融合发展，因此可以通过互动促进原有离散产业的整合，重新定义产业边界，提高行业间的关联度，包括要素、技术、市场和政府调控等综合的互动模式。认为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融合。周振华认为，产业融合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部因素刺激两个产业关联；

第二阶段则深入产业内的企业行为深化产业融合；第三阶段两产业在技术、产品具有相关性，并处于长期稳定状态。可见，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已经在产业间关联效应的宏观基础上，深入到了产业内企业的内部行为，进而深化产业在技术、产品的融合发展。“信息基建”的商业化的重点在于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协同发展。

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正向着产业融合的方向发展，研究从产业关联到企业内部行为的影响进而促进产业的融合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在“信息基建”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到产业内企业层面，研究基于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信息基建”对企业内部行为的影响，即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三、信息化与数字化转型理论

信息化概念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信息化概念在发达国家逐渐流行起来，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同时也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既是工业结构转型的手段，也是传统工业化道路转变的结果。

一九九三年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计划成功打破了美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帮助美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稳定的增长，迎来了近30年的黄金时期。随着信息化发展，其主体已不单单局限于单个企业，而是拓展到企业、社会、生态系统等主体，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信息化技术也从主要注重软件、系统操作，发展成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软件等的数字化的技术范畴，从而改变了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例如谷歌和苹果两家公司通过平台和生态系统创造新价值。信息化被纳入基础设施的范畴，逐渐向数字化升级，承载着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位置，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二〇二〇》指出，广义上数字化转型被理解为产业数字化。

学术界对于数字化转型有着丰富的解释，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下对数字化的众多举措，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进一步的拓展，已不仅仅局限于私营企业的实践，而是向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向发展，翟云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应用的创新和数据资源增长双重作用下，对经济、社会、政府的变革和重新塑造。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同时受到社会、技术两个系统的影响。

因此，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要同时考虑到社会、技术两个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表现要在技术挑战与社会挑战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中来研究。在技术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5G、AI等，在新技术的发展下促使企业向数字化方向升级。在社会层面，包括政策激励、市场激励、法律监管等，数字经济政策会显著增强升级倾向，而基础设施、法律监管可以对企业数字化经营起到干预的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框架，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分为三阶段：感知、获取、转型。在感知阶段，企业通过识别和分析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计划决议，技术开发应用等。例如，企业通过物联网平台，对分散的数据进行收集和整合处理，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满足现有的客户需求。

在获取阶段，企业通过调动资源来实现感知阶段的需求和机遇，从中获取价值提升，这一阶段决定了企业抓住机会决定采取的具体变革行动。在转型阶段，企业利用感知及获取阶段的一切技术应用、决策机会，响应数字化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企业除了对现有技术资源的强效利用外，对新资源的开发也成为升级变革的关键。

与二〇一二年相比，信息通信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变小被忽略。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服务业中越来越处于核心的位置，直接或间接利用金融业、电力、燃气等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产品，同时，又为石油化工业及下游产业提供服务产品。轻工业的产业之间联系更加多样，公共管理等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渗透更加明显，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多元。

通过比较二〇〇七、二〇一二和二〇一七年全产业链的情况，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产业链越来越复杂，产业链的路径一直在变化，涉及的产业越来越多，部门间存在很多相互的关系，其他可能性也变多，整个经济体系联系非常紧密。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变高，同时，依赖性也越来越强。

文 | 付一夫

经济增长理论的有关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批判了持“货币财富积累即为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重商主义学说，并指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并不是人们积累的贵金属，而是在本国进行生产活动过程中能够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于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工作开始聚焦于生产领域。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经典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中，最早尝试解释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财富的来源，二是财富的本质；其核心内容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特别地，斯密格外重视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提出了“分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这揭示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数量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途径。此外，斯密还尝试着探寻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包括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这也表现出斯密对自由的市场机制的认同，为此，从政策上来说斯密也主张反对政府在对工商业经济活动所做的任何干预。

另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认为，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最根本源泉，对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14）中明确指出，作为资本的机器以及科学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正是促使许多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以增加产品种类和数量，从而获得财富积累的真正原因。此外，萨伊还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其中他特别强调，创造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货币只是一种交易机制，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不是货币短缺，而是缺少农民、制造业者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销售。进而，萨伊将这一定律推广到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断积累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之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并发展了萨伊的学说，他同样认可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过，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收入分配上。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提到：“确立这种支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问题”。李嘉图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将将其净收入中除消费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同时，技术进步和扩大国际分工、促进自由贸易铜钥匙保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避免陷入经济停滞状态的重要途径。在这里，李嘉图也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为后人所称道。

古典经济学思想最后的代表人约翰·穆勒（John Mill）将前人的观点加以整合，并在其作品《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详细论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穆勒注意到，扩大生产规模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穆勒认为，对财富的限制永远不是消费者，而是缺乏生产者和生产能力；资本的每一次增加给劳动者带来的要么是额外的就业，要么是额外的报酬，要么是整个国家的富裕，要么是劳动阶级的富裕。他还认为，资本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两个要素：一是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生活必需品以后的剩余产品，二是本国人民的储蓄倾向。

不难发现，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虽然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已经开始把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扩张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这也为后世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带来了启蒙。

一、资源编排理论

有学者提出的资源管理模型更侧重于研究管理者的行为，更好地阐明管理者在资源基础理论中的作用。同时，这三个流程中的每一个流程都有三个子流程。首先，构建包括获取、积累和剥离资源，以形成公司的资源组合。

其次，捆绑是指整合资源以形成能力，它也有三个部分组成，即维持型资源捆绑、丰富型资源捆绑和开拓型资源捆绑。其中，维持型资源捆绑是稳定现有能力，或对现有能力进行微小的增量改进，开拓型资源捆绑是开拓和创造新的能力，丰富型资源捆绑是丰富和扩展现有能力。

最后，利用能力创造价值包括：动员，为形成必要的能力配置所需的能力提供计划或愿景；协调，即整合协调能力配置；以及最后的部署阶段。有学者认为，资产编排包括两个主要过程：搜索/选择和配置/部署。第一个过程的任务包括：管理者要对资产进行识别并对相关资产做出投资决策，同时还要创建企业的商业模式，设计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

第二个过程的任务包括：整合企业各种联合专用资产并为其提供发展愿景，同时还要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与资源管理模型一样，这些流程之间的配合对于实现企业资源的潜力以促进竞争优势的创造非常重要。资源管理模型和资产编排理论都关注管理者聚焦资源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影响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发展，在重要方面是相互补充的。

第一，资源管理借鉴了资源基础理论，并与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逻辑明确关联，而资产编排则借鉴了动态能力概念。然而，动态能力已经与资源基础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资产编排和资源管理之间提供了间接联系。

第二，资源管理模型对资源剥离的处理、资源部署的策略以及捆绑资源形成能力维度的解释填补了资产编排模型的空白；资产编排模型中有关商业模式、组织和治理结构以及培育创新方面的问题完善了资源管理模型的缺失。只有通过对资源的编排和管理，才能在资源拥有量和竞争优势之间划等号，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资源，对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也为企业的资源编排带来新的挑战。企业通过将数据这种新型资源与原有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形成新的能力，最终利用这些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实现竞争优势。

二、经济增长理论

直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出现和“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提出，研究者们才开始将技术进步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由此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认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效应：

一是各要素在数量层面上的增加所引发的“增长效应”，

二是各要素在技术层面的进步所引发的“水平效应”。在后面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这些模型都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与后期产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默在其代表作《收益增长和长期增长》一书中指出，研发创新活动会形成“知识溢出”，经济内生变量与内部知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积累从而带来技术进步。卢卡斯的观点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模型中收益递减的假设，他认为教育、培训和在职学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能够使技术进步要素内生化，指出技术进步会带来经济价值的增加，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强调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多个环节，使得生产流程得到改进，产品成本降低，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势必会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

三、生产理论

生产理论主要包括新古典生产函数和企业理论。该理论所提出的假设为：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过程都按照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因此，企业按照生产函数所反映的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生产才能获得最大的生产效益。其次，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生存和参与市场竞争的的基石。

所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生存和的发展的立足点。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新的生产要素产生，扩充了生产函数的范围。因此，新的生产要素的到来使得传统的生产函数已不再适应企业的生产，产生了新的生产函数，带来边际效用递增效应和产出的指数增长。

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理财、支付、信贷方式让普罗大众更易接触到金融服务，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提升其收入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从而使得大众能够拥有充足的经济空间享受公共社会福利，带动共享经济发展。

人口集中度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发展格局时研究者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与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并且以城市内部人口基尼系数代表的人口集中程度增加，也会导致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上升。

在中国不同区域，人口集中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关系也呈现出异质性：例如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在中国南部和西部更能表现出与人口密度的正相关关系，而北部的数字金融却没有这种明显的依赖性。另外，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强关联性，城市化率高的地区往往具备更高的数字金融水平。

所以人口集中带来的城市化率提升能够与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类发展要素随着人口迁移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在带来人口红利的同时也逐渐形成区域化差异。在数字普惠金融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口集中程度会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并且在不同区域也会存在金融维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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